1947—1949石家庄 见证中国革命伟大转折 ——纪念石家庄解放70周年
时间：2018-11-14 10:14:37文章来源：
作者：刘一江 郭 毅 赵一鸣
巍巍石桥历苍黄，石门洞开启华章。1947年11月12日，人民解放军以全歼守敌2.4万人的战绩，将红旗插上敌人最后的堡垒——正太饭店，一举攻克国民党军坚固设防的华北重镇——石家庄。七十年栉风沐雨，七十年沧桑巨变。当我们回眸这一历史事件，放在宏大的历史格局中来审视，石家庄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克的第一个设防的较大城市，不仅对全国解放具有重大意义，而且以其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对城市接管、建设及新中国的孕育、创建做出了伟大的历史贡献。1947—1949年石家庄，见证了中国革命伟大转折。这是一块革命的土地，英雄的土地，是“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的土地。石家庄以其浓墨重彩的一笔，成就了极其辉煌的一个历史时期，堪称开国第一城。
一 、“攻坚战术开新面” ——人民解放军由运动战向攻坚战转变的转折点，中国共产党由农村包围城市转向武装夺取城市的转折点
城市攻坚，石门洞开。石家庄（石门）乃华北重镇、咽喉要地。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就很注重在这里加修工事。日军投降后，国民党胡宗南部进占石门，继续构筑防御工事，形成了由外市沟、内市沟、市内核心工事构成的三道防线，共驻有国民党军3.5万余人，由国民党第三军军长罗历戎执掌军政大权。1947年，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晋察冀野战军提出首开华北战场大城市攻坚战，夺取石家庄。4月，晋察冀野战军发起正太战役，扫清了石门外围之敌。10月22日，取得清风店大捷，全歼驻石守军1.3万余人，活捉敌军长罗历戎，为解放石门创造了有利条件。战役结束当天，毛泽东即批准了“以攻打石门打援兵姿态，实行打石门”的作战计划。朱德总司令亲自部署，11月6日零时，石门攻坚战打响。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占领外围村落，攻克飞机场，攻占云盘山，冲破外市沟，猛攻内市沟，直捣核心工事，活捉国民党石门防区总指挥刘英。经过6昼夜激战，取得了我党我军建立以来城市攻坚战的首次胜利。
然而，这场攻坚战的胜利并非一蹴而就，是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得来的。市民赵建刚的父亲赵顺东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赵顺东在解放石家庄战役中任晋冀二旅六团二营副营长，此前一直任四连连长。11月8日天刚亮，赵顺东所在的四连接到新任务：在四点半发起总攻前，全连要进到外市沟！一声令下，战士们一拥而上冲到了阵地最前沿。由于攻坚计划欠周密，加之敌人火力密集，全连伤亡过半。重新确定战术，由副连长率几名战士往西几十米佯攻，引开敌人火力。赵顺东和工兵排长带着炸药包伺机炸开了外市沟。四连战士们立即占领了阵地，在烟雾中投弹、拼刺刀、炸碉堡，压住敌人，掩护后续部队通过突破口，冲进柏林庄，经过激烈巷战，把残敌赶进了北兵营。到柏林庄后，四连又接受了坚守阵地的任务。此时全连只有40多人，赵顺东一边充当机枪射击手，一边带领大家修筑工事，硬是把疯狂反扑的敌人压了回去。激战两天一夜，第三天下午终于突破内市沟，四连120名战士仅剩8人。他们仍然没有退缩，冲进了北兵营，炸毁敌一个碉堡，从地道里活捉了一个排的敌人，还缴获了20多条枪。
攻克元氏，全境解放。石家庄解放后，仅剩元氏最后一座“孤城”，由国民党河北保安第五团团长魏永和部，以及赞皇等8县保警队共5000余人防守。在蒋介石的利诱下，魏永和负隅顽抗，狂妄叫嚣：“要与元氏城共存亡。”此时，人民解放军已包围元氏并扫除了外围据点。11月22日，攻城开始。经过反反复复的坑道战，解放军工兵和民兵历时13个昼夜，完成了破城坑道6条。12月2日下午3时，解放军对敌城垣发起了总攻。战至3日拂晓，元氏城大部被占领。敌首魏永和被击伤后群众当即将其砸死。魏永和及以下1553人被击毙，3400余人缴械投降，元氏城回到人民手中。石家庄全境宣告解放。
“久困人民动笑颜”。石家庄解放的消息如惊雷炸响迅速传播开来，市内外近百万人民张灯结彩，欢庆胜利，晋察冀军民沉浸在欢乐的海洋里。转战陕北的毛泽东、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发来贺电：“庆祝晋察冀我军攻克石家庄歼敌两万余人之大胜利！”朱德总司令发来嘉奖电，并称石家庄战役是“夺取大城市之创例”。朱德难掩兴奋，赋诗祝贺：“攻坚战术开新面，久困人民动笑颜”。新华社于11月16日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对石家庄之捷的评论，指出“这是一个重要的胜利，并且是今后一连串胜利的开端。”石家庄解放，在国外也引起很大反响。合众社消息：石家庄之战，是解放军“可观的胜利”。路透社消息：石家庄一役对蒋介石是一次“新挫败”。
为城市攻坚战提供了借鉴。石家庄攻坚战，标志人民解放军由游击战、运动战向阵地战、攻坚战的转折，拉开了中国革命由农村包围城市向夺取城市转变的序幕，为以后夺取大中城市提供了宝贵经验。解放沈阳、天津以及解放南京、上海等，就是以攻坚战、阵地战取得胜利的。1947年12月1日朱德在《打下石家庄的意义和经验教训》的讲话中指出：“打下石家庄意义很大。过去人家说我们打不下大城市。不久我们就打下了石家庄。以后我们可以打下第二个、第三个以及许多像石家庄这样的城市。”“最大的收获是我们提高了战术，学会了攻坚，学会了打大城市。”（《朱德文选》）“朱德同志亲自指导解放石家庄战役，为组织夺取大中城市的攻坚战积累了宝贵经验”（胡锦涛在2006年12月1日纪念朱德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同时，石家庄攻坚战极大地鼓舞了人民解放军的士气。耿飚在回忆录中说：“在石家庄攻坚战和解放元氏城的战斗中，我军全歼守敌2.8万余人，增强了我军攻打大城市的信心”。保定、北平的敌人非常害怕，蒋介石说“12日，石家庄陷落之后，北方之民心士气尤完全动摇”（蒋介石《本月反省录》）。杨成武回忆：形成了“我军必胜，蒋军必败”的强大士气。
二、“解放战争的坚强后盾”——支援全国解放的大后方，党中央的战略要塞，保卫西柏坡的可靠门户
为中央移驻西柏坡创造了条件。石家庄全域解放，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创造了一个比较大的安全环境。参加解放石家庄战役的郑维山回忆：“石家庄的解放和两大区的合并，为我党我军提供了一个稳定、适中的指挥位置，为以石家庄为中心的华北解放区在军事、政治、经济上统一奠定了基础，提供了中央立足华北的安全屏障，创造了靠近交通线和大城市指挥解放战争的有利条件”。石家庄解放6个月后，1948年5月27日党中央和毛主席移驻西柏坡，到1949年3月23日进京“赶考”，300多天的岁月里，中国共产党人在石家庄这块土地上，指挥了全国解放战争，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擘画了新中国的一系列大政方针，孕育了新中国的雏形。
支援全国战场的军事物资供应基地。在晋察冀边区的领导下，市委号召全市人民尽快发展生产，恢复工业，支援前线。全市开展增产节约竞赛运动,要求一切为了战争、服从战争。行唐、正定、新乐等县群众还订出了生产渡荒支前誓约：踊跃交纳公粮，绝不迟延；生产节约渡荒年；不偷懒，担架运输努力干；先前方后后方，爱护慰问伤病员。1948年10月，在积极准备抗击国民党偷袭、飞机不断轰炸的情况下，正太、京汉铁路、大兴纱厂、炼焦厂、井陉煤矿等企业工人，发电厂、自来水公司职工，在最紧张的备战中没有停止生产。市总工会发起捐献运动，两年多捐边币1200多万元，支前慰问袋5700多个，以及手电筒、望远镜等一大批物资。井陉矿区将军工急需的部分机器设备和材料，组成了550多人的运输队，不分昼夜突击运往平山县南冶、北冶兵工厂和沕沕水发电厂。周边各县派出大量民工、担架支前，其中仅在太原战役中，平山、建屏两县共组织了2250人的担架队，580多匹牲口的运输队；赞皇等县组织了2450人的民兵支前连，在前线抢救伤病员、运送弹药等物资。石家庄及各县共为部队做军鞋250万双，供应猪、羊、牛等各种肉类500万斤，交公粮8900万斤，保证了前线的物资供应，有力支援了全国解放战争。
为党中央提供后勤保障。石家庄从财力、人力、物力上全面支持党中央：抽调技术人员、发动人民群众修建沕沕水发电站，以解决中央用电问题；协助中央机关在西柏坡一带修建了十余间窑洞、千余间简易住房，以解决中央办公、居住用房问题；修整并拓宽了西柏坡至石家庄、阜平、温塘全长百余公里的外出公路，以解决中央交通出行问题。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几千人的粮食、蔬菜和副食品供应，大部分来自平山县。
拱卫党中央的可靠门户。为了维护社会治安，给党中央和人民创造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市委、市政府采取了短期戒严、搜捕清查国民党残余、登记处理反动组织、取缔反动会道门等多项措施。市公安局成立了以职侦与刑侦、内线与外线、公开与秘密、专业机关与广大群众相结合的侦破组织，对敌特的破坏及时给予严厉镇压。先后破获了“剿总”二处第三联络组、第七情报组、“0760特务案”、任福录特务案以及指挥飞机轰炸党中央所在地的“八一三特务案”等数十起重大案件，抓捕匪特数百名。1948年10月，国民党军企图偷袭石家庄和西柏坡，打入敌人内部的市公安局地下工作者李智送出多份情报，为粉碎敌人偷袭作出特殊贡献。而毛泽东三封电报巧退敌的故事，更是被传为佳话。
党中央迎来送往的中转站。石家庄居京汉、正太、石德铁路在此交会处，市郊有大郭村机场，是重要的交通枢纽。西柏坡地处山区交通不便，从各地到西柏坡开会、办事的军队首长和地方领导干部及国内外友人，大都乘飞机或火车先到石家庄，然后再换乘汽车前往西柏坡。市政府专门在市内设立了秘密接待点“309号院”。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刘伯承、邓小平、彭德怀、叶剑英、聂荣臻、董必武等领导人，国民党和谈代表章士钊、邵力子，和平起义的国民党将领傅作义、邓宝珊，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等，都曾在此秘密居住过。
三、“城市管理的试验田”——担负接管建设城市的历史使命，为我党开展城市工作提供了样本和基本经验
组建我党接管的第一个城市政权。 根据中央“要建设”的方针，以及刘少奇要“创造出一套石家庄的东西”的指示，市委、市政府探索解放后城市工作管理建设等问题。首先，建立党政组织。中央机关和各根据地抽调大批干部到石家庄工作，任命了以毛铎为书记、柯庆施为市长的市委、市政府领导班子。市委设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社会部、研究室及新石门日报社等机构。后来还成立了党报委员会、职工运动委员会。1948年5月，华北局成立后，石家庄市为华北局直辖市，又对市委领导班子进行了充实、调整，刘秀峰任市委书记，毛铎改任副书记，委员由8名增加到10名，设常务委员7名。市政府机关设秘书处、社会局、工商局、财政局、教育局、卫生局、公安局、人民法院8个部门，后又增设了建设局、中国人民银行石家庄分行、戏剧音乐工作委员会等。市党政军领导成员和工作人员分批进入市内开展工作，并建立各级党组织。其次，成立接管组织。1947年11月17日，成立了“敌伪物资管理委员会”，设立铁路、工业、军械、文化、交通、卫生、缉私等小组，对国民党各机构和官僚资本进行全面接管。敌伪物资管理委员会多次同市政府、市警备司令部联合发出布告，“禁止任何机关部队搜集搬走与购买物资，并分设卡子，截留一切人员向外搬移的物资”等，保证了城市接管顺利进行。再次，实行军事管制。石家庄是日本及国民党在华北最大的特务据点之一，社会情况复杂。1947年11月15日，成立了市警备司令部，发布戒严令，在全市实行军管和宵禁。稍后，全市开展了“挖蒋根”运动，在机关、学校、工矿、街道、农村进行反动党团的登记工作，开展了全市“大清查”。历时76天的军管期间，共抓捕敌特人员和嫌疑分子3000多人。同时，市政府还对旧社会的三大公害——妓院、烟馆、赌场进行了彻底治理。通过打击敌特和社会改造，确保全市有了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
依靠工人阶级发展城市经济。市委、市政府把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作为头等大事，充分依靠工人阶级，大力恢复和发展国营、公营经济。国营、公营工商业是解放后建立起来的新型经济。重新组织工会，实行实物工资制，废除对工人的一切苛捐杂税等，大大调动了工人积极性。恢复和发展私营工商业。市委市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的法令、布告，对公共关系、劳资关系和私人工商业开工开业的办法等作了规定，调动其开工的积极性。积极引导失业工人和城市贫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发展合作经济，创办了运输、供销和生产等互助合作组织。到1948年8月，80%的私营工商业开工开业，国营和公营企业发展到115家，全年获纯利润2.5亿元。充分依靠工人阶级，从而解决了城市建设依靠谁的问题。1949年4月，《人民日报》以《一年来石家庄工人运动》为题，介绍了石家庄依靠工人阶级的经验，并发表《一年来石家庄工运告诉了我们些什么？》的短评，指出“这就是党在城市中首先要依靠工人阶级的最具体生动的说明”。1948年2月19日，中央工委总结了《关于收复石家庄的城市工作经验》，并转发各中央分局。25日，中央在《关于注意总结城市工作经验的指示》中指出：“而后各局各军在攻占城市及在占领以后不久时期内，管理城市的工作方针及方法，应即以中央工委2月19日电所述攻占石家庄及初期管理石家庄的方针及方法为基本方针及方法”， 又一次肯定了石家庄的经验。
开展整风运动。针对入城后有的党员照搬农村土改经验，引起工商业者恐慌；有的不愿过艰苦生活，造成干群关系疏远等问题，1948年4月，市委开展了进城后的首次整风运动,目的在于使全体党员深刻认识城市工作的特殊性，纠正工作中的“左”的错误及脱离群众的倾向。第一步，学习文件，提高认识。各级党委组织党员学习有关整党文件和城市经济政策，提高鉴别是非的能力；第二步，个人检查。认真检查违背党的城市政策的问题，开展相互批评和帮助;第三步，组织处理。除对私藏枪支弹药、毒品、金银等贵重物品构成重大贪污、盗窃案必须依法惩处外，一般问题只要主动检查交代，免于处分。各级党组织及党员都写出了书面检查。整风后，市委统一规定了党员应遵守的六条纪律：不白看戏；不明背着枪去公共场所；对花红柳绿的男女装束不干涉、不议论；对拉洋车的工人不准评论和瞪眼看；入城干部要和工人、市民广交朋友；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由于这六条规定比较明确具体，全市党群关系更加密切。到1949年底，共发展党员4779名，全市党员总数达到6618名。
大批治国人才 “北上南下”。石家庄的城市工作实践锻炼了干部，为我党培养了一大批城市管理和建设人才。中央从石家庄抽调了大批干部，到新解放的城市去工作。北平、天津、张家口、太原、呼和浩特等城市解放后，石家庄都支援了一批干部，有些城市的班子是在石家庄组建的。1949年8月，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吴立人、法院院长阮慕韩、公安局长王应慈、组织部副部长林润田等，调任呼和浩特市委书记、法院院长、公安局长等职。市委书记兼市长刘秀峰于1949年9月调往天津市任职。有不少干部还被抽调到中共中央华北局和中央机关。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开始后，又有大批干部南下。1949年4月，市长柯庆施调往南京任职，并带走了一批干部。仅1949年下半年，从石家庄调出到各地的干部就有401名，其中县级86人、区级103人。
四、“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我党多项事业在这里孕育起步，为新中国的创建进行了种种探索和实验 （石家庄的若干第一）
在这里，孕育了中央人民政府的雏形。1948年8月7日至19日，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在石家庄人民电影院（现位于中华大街与中山路交口东南的民间工艺博物馆）召开，通过了《华北人民政府组织法大纲》，选举组成了华北人民政府。董必武在大会开幕词中称，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将成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前奏和雏形。它是中国民主革命历史中划时代的一次大会”。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组建华北人民政府，这是中国革命胜利前夕，我党进行的一次成功的政权建设实践。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华北人民政府为新中国的政权建设摸索、积累了经验，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做了组织上的准备。1949年10月27日，毛泽东在发布撤销华北人民政府令中指出，“中央人民政府的许多机构，应以华北人民政府所属有关各机构为基础迅速建立起来”。华北人民政府确立的政权模式，对新中国的政权体制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这里，第一个由人民选举产生的市政府诞生。根据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及刘少奇“一年内选出人民代表，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组成正式的民主政府”的要求，1949年7月21日召开了石家庄市首届人民代表大会。会议采用选举和团体推举相结合的方式，由全体选民“海选”代表，开创了普选制的先河。由老百姓选举人民代表，行使权力，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人民日报》刊发文章《从一个会议看一个人民城市的成长——记石家庄市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指出石家庄市首届人民代表大会“提供了全国实行人民民主的范例”。对于全国其他城市乃至第一次全国政协的召开，都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
在这里，关内第一张城市党报创刊。在石家庄解放后的第6天，中共石门（石家庄）市委机关报《新石门日报》创刊，这是我党在关内的第一张城市党报。报社人员由《晋察冀日报》和《冀晋日报》抽调骨干组成，地址设在桥西华安街六号。《晋察冀日报》是《人民日报》的前身之一，因此《新石门日报》可谓与《人民日报》同根同源。1948年1月1日，《新石门日报》更名为《石家庄日报》，除宣传党的政策方针、解放战争捷报外，增加了国外新闻、经济新闻等内容，着重报道石家庄的工商业建设。丁玲、杨朔等文学大家都曾为《石家庄日报》撰稿。《石家庄日报》在党的城市党报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在这里，一批高等院校建立。1948年5月，中央将原晋冀鲁豫的军政大学、陆军中学、青年教导团和晋察冀军政干校、步兵学校合并，成立华北军政大学。该校在石家庄办学的两年多时间里，向华北和全国战场输送了初、中、高级指挥员和兵种骨干46000余名，培养军事、政治、文化教员1000余名。1948年5月，中央将华北联合大学与北方大学合并，成立华北大学，校址设在正定县城，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华北大学以培养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教育等方面的干部为办学宗旨，为国家培养了近2万名干部。从华北大学独立出来的工学院后来发展为北京理工大学，农学院发展为中国农业大学，戏剧系发展为中央戏剧学院，音乐系发展为中央音乐学院，美术系发展为中央美术学院。1948年6月，在鹿泉南海山村成立的中央外事学校，与华北大学外语系合并，发展为北京外国语大学。1948年在鹿泉成立的华北军区电讯工程专科学校，是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前身。
在这里，第一套人民币发行。1948年10月至11月，华北人民政府先后颁发《关于统一华北财政工作的决定》《关于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统一货币的命令》和《统一华北、华东、西北三区货币的布告》，确定加强华北财政集中统一的财务方针，决定将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行合并为中国人民银行。同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在石家庄成立，成立当天发行了第一套人民币，开辟了货币统一的新时代。
在这里，第一座发电厂建成。为解决中央机关和军工生产电力供应问题，1948年1月25日，沕沕水发电站在平山建成。这是我党在解放区兴建的第一座水电站，被称为“边区创举”。朱德参加了发电站竣工典礼，亲手启动水轮机发电，并写下“红色发电厂”的题词。毛泽东在1950年9月11日给以该电站为代表的石家庄电业职工写信，鼓励大家“团结一致，努力工作，为完成国家的任务和改善自己的生活而奋斗。”
在这里，聚集了一大批文艺人才。石家庄解放之初，就有不少文艺工作者进入石家庄。1948 年后，大批文化、音乐、戏剧、美术干部从各地云集石家庄，约有近千人之多，其中不少是驰誉中国文坛的名人，如田汉、丁玲、艾青、郭兰英、王昆、贺敬之等，诞生了一大批优秀的文艺作品，如丁玲创作完成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晋察冀电影队摄制的解放战争纪录影片、大众美术社出版的“新年画”等。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的前身——华北军区军乐队也于1948年1月在石家庄组建。文艺事业不仅在石家庄取得了辉煌业绩，也为新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