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石家庄工人阶级的诞生（三）
时间：2018-12-07 11:20:02文章来源：
三、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与早期的反抗斗争
成长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石家庄工人阶级队伍，从它一产生就深受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生活异常痛苦。这种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主要表现在对工人实行残酷的政治压迫和超经济剥削。工人们如同奴隶，失去人身自由，工资极其微薄，生活没有保障，劳动条件又极端恶劣，过着牛马般的苦难生活。
中国工人在政治上毫无权利，人身自由受到野蛮侵犯。在正太铁路，法国资本家根本不把工人当人看，随意打骂体罚，骂中国工人是“楞得角”、“格胜楞得角”(混蛋，像猪一样的混蛋)。厂方规定：工人见了法国人要行礼，禁止工人在他们面前说笑打闹，否则以不尊重洋人问罪，轻者罚钱，重者开除。有时法国人想拿工人开心，就在竹竿上挂个所谓“奖品”，竿下边是泥潭，让工人顺竿往上爬，然后摔下来掉进泥潭。有时蒙上工人眼睛，强迫工人用锤子打盛臭油的罐子，弄一身臭油等。正太铁路总机器厂工人上班时，不能走正门，只能走一个3尺宽的“转子门”。这种转子门，像运动器械双杠一样，上边有个十字架，十字架每转90度，就可以走过一个人。在转子门旁边有护勇(厂警)把守，工人进厂先向护勇鞠躬，才能进厂门。过了转子门，便是“打字钟”，工人要将一张纸牌塞进钟内，一按把柄，打上进厂时间。工人迟到3分钟罚款，累计3次迟到开除。当时，一般工人家中买不起表，只好晴天看星星，阴天看香头，有的怕迟到，甚至半夜三更起床提前到厂门口等候进厂。大兴纺织厂是“头笛叫，二笛到，三笛不到就不要(开除)”。工人一进厂，即没有半点人身自由，谈笑者罚，吸烟者罚，喝水者罚，随便走动者罚等等，清规戒律不一而足。工人把进工厂称作进“鸟笼子”，还编成歌谣：“踏进工厂门，自由被剥尽；老板心肠狠，待我像犯人；做工稍不慎，皮鞭抽在身；有病不给治，一脚踢出门。”
在井陉煤矿、大兴纺织厂都设有监工楼，井陉矿务局周围还设有电网、壕沟和岗楼。矿警、护勇手持武器，监督工人劳动，看谁不顺眼就是一顿毒打。大兴纺织厂工人上下班，还要经过“搜身岗”方能出入。工人不分男女老少，都要被工头从头到脚进行搜身。有的工头借机耍流氓，污辱女工。
恶劣的劳动条件，使工人们完全失去生命保障。资本家只顾赚钱，根本不管工人死活。在工厂、矿山既没有安全设备，又没有劳动保护用品，更没有劳动保险待遇，伤亡事故经常发生。例如井陉煤矿，虽然有较先进的开采设备，但直接出煤的各个环节仍然是笨重的手工操作，挖煤采用镐刨锨装，运煤是用小柳筐背，或是小木斗往外拉；从坡上往坡下送煤，没有绞车，由两人用木棒别住煤车轱辘，其他三四个人用脊背戗住煤车往下滑，坡陡车重经常发生砸伤工人的事故。矿井下没有安全设备，井口罐笼没有档门，工头不检查瓦斯，掘进不探水。矿工成年累月在上有淋头水，下有黑煤水，通风不良，发着腐烂臭气的低矮巷道内挖煤。劳动强度大，一天劳动时间长达十几个小时。矿井下经常发生冒顶、透水、瓦斯爆炸事故。1903年，德国人汉纳根在西横村开新井，工程进行到20多丈深，井腰流沙突然塌陷，30多名工人埋在井下。汉纳根得知后，不但不抢救，反而对前来同他讲理的矿工和家属开枪。仅1925年一年井陉矿因事故死亡37人，伤6769人次。
正太铁路总机器厂工人刘玉珍，到天轴上去加油，由于没有防护装置，衣服被天轴挂住，他被缠在天轴上活活绞死。而资本家不问人的死活，先问“机器挤坏了没有”。厂方连起码的丧葬费也不出，工人们只好凑了些钱，才把工友埋葬了。当年的老工人回忆起这件事时，愤愤地说：“当年在这座洋城里做工，真是鸡叫头遍起，夜半三更眠，病了没人管，死了席子卷。”在炼焦厂，许多工种劳动强度大大超过工人体力，如工人们用一根碗大粗、丈把长、足有20斤重的抬扛，抬着500斤重的大筐，要踏28块板桥，爬3丈多高的焦坡，在高温下作业，使不少工人摔伤、热晕甚至死亡。工人刘玉顺活活热死在焦炉旁，20岁的工人王来玉在炉顶绞罐时，因绞车失灵，将其掉到几丈深的炉底摔死。
在经济上，工人们遭受残酷的剥削。在正太铁路总机器厂、炼焦厂、井陉煤矿、大兴纺织厂等几个老厂，一般都实行两班制，工人劳动10至12个小时，有的延长工时达十五六个小时，而工人的工资却很低。资本家从工人身上攫取了大量的剩余价值，而工人却过着极其贫困的生活。如大兴纺织厂，生产一匹布需9斤原棉，价约2元，纺成纱平均用一个工，工资是4角，织成布每匹用一个工，工资4角，加运费、电费、机器磨损折旧及其他管理费用，约1.2元，总计4元。而资本家一匹布要卖10元，这样资本家就从每匹布中赚取6元，全厂2000多名工人，一年被资本家剥削的剩余价值达200多万元。资本家与工人的工资相比十分悬殊，如正太铁路职员月薪高达800至1000元，而工人工资月薪机匠为10至18元，普通工人8至10元，小工6元。井陉煤矿职员月工资最高达1250元，而井下工人每班仅0.2至0.3元，童工每班0.05至0.1元。资本家以最少的投入换取最高的剩余价值。
工人们除了遭受资本家的经济剥削外，还要受到大小工头的盘剥和欺压。他们利用招聘、解雇工人、承包工程项目、发放工资等权力，对工人进行中间盘剥，敲诈勒索。工人们为了求得他们的“照顾”，保住饭碗，不得不经常给他们送礼。工人把这种送礼叫作“烧香”。“烧香”的名目繁多，包括进厂礼、一年三节礼、病愈复工礼、生葬嫁娶礼、增加工资礼、登门祝寿礼等等。工头、把头剥削工人的另一种形式，是“包工大柜”和“小包工制”。例如井陉煤矿资本家并不直接雇佣井下工人，而是将井下生产分段包给几个“包工大柜”。其形式是：一是大柜由东家包下工，找一个大把头经营管理；一是大把头包下工，再找东家，凑股子组织大柜。大把头再雇一批有采煤经验并能招工的人作为助手，指挥几个生产组，这叫“中岔”，带一组人生产的叫“二头子”。“包工大柜”的剥削方法主要有二：第一，压低工码(即工资)。定工码不是按生产来定，而是按大柜利润和私情定的，每月底由大头子召集二头子、“中岔”在一起摆上酒席，边吃边定。这样定出的工码，自然以榨取工人的工资为目的。第二，放高利贷。每月不按时发工资，工人每天的生活费用，不得不从大柜上借，借9角，发工资时扣1元；借米面以柜上特制的13两(旧市斤每斤16两)小秤借出，开支时按足16两大秤超过市价扣还。“小包工制”的剥削方法大体有三种形式：一是挂黑牌，吃空名。即多报人数，骗取工资。二是贪污。每月出煤多时，矿上为了刺激工人多出煤，发给一部分“赏钱”，但大部分被大工头、二头子吞掉。三是勒索。发工资时向工人强借，只借不还。另外就是“罚款”。经常借故找茬处罚工人。如大兴纺织厂一个赵姓女工在上班进厂时，因为没有给工头鞠躬，工头侯振合随手拿起粗纱管将赵的手打肿，还让她跪在路上认罚赔罪。
资本家和大小把头、工头不择手段地榨取工人的血汗，过着花天酒地的奢侈生活。正太铁路的法国资本家用从中国工人身上榨取的大量财富，为自己修建了高级公馆，馆内有假山、草坪、凉亭、鹿圈、高尔夫球场等一应俱全的娱乐设施。而工人除了家住附近农村的下班可以回家之外，大多数的工人在工厂内没有立足之地。他们只好三人五人地结合在一起，在附近农村租借民房，或搭间小窝铺，挤在简陋、潮湿的棚子里，工人们把这叫做“住窝伙”。工人们衣衫褴褛，像乞讨的“花子”一样，所以这些工人居住区又被称作“花子店”。井陉、正丰两矿的上层管理机构设在天津等大城市，资本家的生活极其奢侈，他们在天津、北戴河等地还修建了多处公馆、别墅。就是居住在矿上的矿长也极其富有，他们有办公楼、家属楼，还有“小姐楼”。工人们终年操劳，干的是牛马活，却过着“吊着锅子没米下，一件破衣两辈穿”的苦难生活。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石家庄工人阶级，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开始了反对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剥削的斗争。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石家庄地方组织成立之前，这种斗争大都是自发性的，缺乏科学的思想理论作指导，还没有认识到自己阶级的历史使命。
在重重压迫下，工人们为了反对资本家和封建势力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和人身污辱，进行了多次的自发斗争。工人们利用同乡会秘密结社，通过结盟拜把组成小团体，同舟共济，进行斗争。如石家庄的复元堂礼公所，就是正太铁路工人经常聚集、发泄心中积愤的地方，也是商量如何对付外国资本家和工贼的秘密场所。其主要斗争形式，一是怠工。这是对付工头、洋人、监工的主要方法。工头、监工在场就干，不在场时大家就睡觉，拖延时间，并派专人放哨。一见洋人、工头来了，便招呼一声，拿起工具干活，“哄骗洋鬼子”。二是破坏机器设备和生产工具。矿工把井下照明设备搞坏，使井下一片漆黑，生产停顿。把机器弄坏，使其不能运转。还有的斗争是单枪匹马式的，如1913年，正太铁路总机器厂的铜匠张洪志，不堪忍受资本家的欺压和虐待，举斧劈死工头王举。井陉煤矿的德国工程师克里喀，心狠手辣，经常打骂工人。一次，克里喀发现一个工人偷偷休息，上去就是一顿毒打，激起了公愤。工人刘汝洲、张吉成等一起动手，将克里喀狠狠地揍了一顿，然后把他抬起扔进煤车里。
这些斗争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资本家的嚣张气焰，迫使其在经济上作了暂时的让步，同时也锻炼和考验了石家庄的工人阶级，初步显示出其革命性和战斗精神。
在石家庄农村，由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广大贫苦农民过着饥寒交迫的苦难生活。于是纷纷自发地组织起来，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元氏一带的民众曾散发揭贴，号召抗税暴动；组织红枪会、大刀会，痛打官吏，绑架地主恶霸，抗捐粮砸衙门。平山、灵寿、行唐、正定等县民众为抗缴警捐，痛殴催捐的差役；农民在秋后哄抢地主的庄稼，教师、学生的罢教罢课等自发斗争也不时涌现。这些斗争由于还处于自发阶段，结果往往失败。
石家庄人民的这些早期反抗斗争，反映了人民群众渴求自由，寻求解放的心声。特别是工人阶级的诞生与成长，为马克思主义在石家庄的传播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