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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石家庄工人阶级的诞生(一)

时间:2018-12-07 09:54:30文章来源:

  一、辛亥革命前后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

  长时期处于封建社会的中华民族,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将一系列侵略、掠夺战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经过两次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强迫中国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随之而来,中国闭关锁国的国门被打开,领土被割裂,主权遭破坏,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被打破。资本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政治统治、经济掠夺、思想文化渗透,使中国日益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附庸。从此,中国逐步由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陷入苦难深重和极度屈辱的深渊。

  作为清朝封建统治的中心直隶省,势必成为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和军事、文化侵略的重要地区之一。自《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签订,特别是《辛丑条约》签订后,给直隶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地处直隶中心区域的石家庄地区,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它有“天下九塞之一”和“北方最良之煤田”的山城井陉,有商贾云集的“旱码头”获鹿,有“金束鹿”之誉的辛集、藁城等平原地区,还有“燕南公郡,京师屏障”的古城正定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山清水秀、土质肥沃、六畜兴旺、矿藏丰富的自然条件,成为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的垂涎之地。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正定、获鹿、无极、行唐、灵寿、平山、井陉等地,镇压义和团运动,所到之处,奸淫烧杀,无恶不作。石家庄人民对侵略者的暴行极为痛恨,曾自编了一首民歌流唱了数十年。歌词曰:“伤心事,辛丑初,洋人蹂躏我蒲吾,劫我钱财烧我房,毙我人命数百余。人逃窜,家散离,殃及村庄犬与鸡。儿时我等在襁褓,恨不食肉寝其皮。”这时,石家庄地区的政治经济状况既带有中国社会的共性,也带有它所处环境的特殊性。就地域上讲,它处于内陆地区,列强入侵和资本主义的渗透掠夺相对比沿海地区较晚;但就其程度上讲,却是“重灾区”之一,对该地区的政治经济的影响是巨大的。中日甲午战争后,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特别是自1899年9月美国提出对华“门户开放”政策到《辛丑条约》签订以后,各资本帝国主义列强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在石家庄攫取了一系列的特权。他们在这里办工厂,设银行,开矿山,修铁路。1897年,比利时开始修筑卢汉(京汉)铁路;1902年,德国人获取了井陉煤矿的开发权;1903年,法国攫取了正太铁路的修筑权,同时还在石家庄修建正太铁路总机器厂(今铁道部石家庄车辆工厂),作为其配套工程。之后,他们利用便利的水路、陆路交通,大肆掠夺白银、粮棉、矿藏等物资,运回本国加工后,又将大量的布匹、百货等轻工产品运输到石家庄倾销,如洋布、洋火、洋油等等。洋货的不断涌入,极大地冲击和破坏了石家庄的地方民族工商业和手工业,使大多数工商业日渐萧条,甚至被迫倒闭。但是,石家庄的民族工业在这种极为不利的情形下,还是有了一定的发展。到1922年,相继建成的有永聚公铁工厂、电灯公司、同益兴铁工厂、立元荣工厂、大兴纱厂等30多个大小工厂,以及纺织、皮革、面粉加工等手工业。这些民族工业因受帝国主义在华企业及商品输入的排挤,其发展极为缓慢。同时,石家庄的商业也伴随着工业的发展而逐步兴盛起来,一批商号、药房、作坊应运而生,石家庄的政治、军事、经济地位日益重要。

  资本帝国主义对华进行军事、经济侵略的同时,又实施文化侵略。他们在石家庄设立教堂、发展教徒;宣传西方的“文明”,散布奴化思想,企图从精神上解除中国人民的武装;以建立学校、医院等慈善机构为名,蒙骗麻痹人民,达到其思想文化侵略的目的。实际上,资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是以传教为名,进行政治的甚至军事的间谍活动,用金钱收买一些地痞流氓充当其耳目进行“吃教”。这些“吃教”者为所欲为,依仗洋教士,进行着霸占田产、讹诈民众、侵犯人权等罪恶勾当,连地方官吏也不敢过问。与此同时,清廷为挽救其即将灭亡的统治,大办洋务、开办学堂。这时,在石家庄城乡已涌现了一批公立、私立中小学校。

  清朝末年,朝政腐败,内外交困,国势日衰。在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压迫下,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日益加深,人民生活极度贫困。广大民众为了生存,纷纷组织起来,进行了多次英勇顽强的反抗和斗争。1869年,石家庄农民起义军聚首封龙山,响应白莲教起义,在正定、获鹿、元氏等地抗税反清。1900年,义和团在定州、深泽、无极等地开展了大规模的反洋教斗争,焚烧教堂,杀洋教士。八国联军一部窜入束鹿县后,旧城的勇士们手持大刀长矛、抬枪火炮与敌拼杀,打得敌人望风而逃。同年10月,大同镇统制刘光才奉命在井陉设防,抵御以德、法军为主的八国联军4个多月,打死打伤侵略者1800余名,迟滞了其西犯的企图。当时,人民群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虽然在中外反动派的联合绞杀下失败了,但它充分显示了石家庄人民团结斗争的革命精神和反帝爱国的英雄气概,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者和清王朝的统治。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直隶革命党人积极筹备武装起义,计划会攻北京,直捣清廷,配合南方的革命行动。这时,吴禄贞在石家庄策动了燕晋反清武装起义。

  吴禄贞,湖北云梦人,曾留学日本士官学校,加入由孙中山先生创立并领导的以振兴中华为己任的兴中会。回国后在清军袁世凯部下任第六镇统制,驻防保定。山西革命军起义胜利后推举阎锡山为都督,宣布独立,攻占娘子关。清廷急命袁世凯派第六镇前往镇压。这时,清廷特任吴禄贞为山西巡抚,率十二协由石家庄进攻山西革命军。

  吴禄贞奉命来石家庄后,为便于应付变局,拒绝住公馆,而下榻在大石桥畔火车站站长办公室旁的票房。他一面以山西革命军接受招抚的假情况,电告清廷,一面又与晋军阎锡山联系,密议组成燕晋联军发动武装起义,推翻清朝统治。10月2日,吴禄贞断然下令扣留由北京运往湖北前线镇压起义军的军火辎重列车。消息传到武昌,革命军欢欣鼓舞,晋军也主动派人来石联络,并邀请吴禄贞到娘子关与阎锡山会面。于是,吴禄贞加紧起义的准备工作,还暗中刻好“燕晋联军大都督”的关防大印。之后,又亲赴娘子关,与阎锡山会谈。双方一致同意成立燕晋联军,推举吴禄贞为燕晋联军大都督兼总司令,阎锡山为副都督兼副司令,并商定于11月7日凌晨,晋军与六镇在石家庄会师举行起义。之后,吴禄贞立即返回石家庄,在电报局大楼紧急召开中级以上军官会议,宣布7日凌晨起义的决定。

  就在吴禄贞紧张部署武装起义之时,叛徒向清廷告密,袁世凯用重金收买刺客,令其火速赶往石家庄刺杀吴禄贞。11月7日凌晨,吴禄贞正在火车站司令部与部下一起研究军情。突然,刺客马蕙田率士兵多人闯入,将吴禄贞、张世膺、周维桢等当场杀害,并凶残地割下吴禄贞的首级,以备赴京请功。这时,石家庄大石桥周围枪声大作,秩序混乱。各部队官兵不明真相,不知所措。晋军第一营刚到石家庄,就听到吴禄贞遇刺消息,遂拆毁正太铁路十余里,将六镇的军火器械、粮饷装备运往山西。吴禄贞部下闻讯后,仍然按原定计划与清军对战。经过激战,清禁卫军败退正定。在山西革命军的接应下,部下将吴禄贞、张世膺、周维桢的遗体送到娘子关草草埋葬。吴禄贞遇害时年仅31岁,石家庄人民和山西人民为了纪念这位革命英雄,于1913年在其牺牲的石家庄火车站北侧,兴建了吴公祠和墓园,将同时遇难的两位烈士一并安葬于此。葬礼这天,参加者万余人,孙中山先生派专使前来祭悼。

  吴禄贞捐躯石家庄后,仍有部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不顾生命安危,以教师、职员等身份潜入正定、辛集、元氏、赵县等地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以唤起民众的觉醒。辛亥革命在石家庄地区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正太铁路总机器厂工人纷纷剪掉发辫争当革命军,后又组织了一次索薪斗争,迫使法国资本家答应了条件。这期间,吴禄贞的好友李安良来到正太铁路总机器厂,组织工人建立了中华民国工党会,成为正太铁路早期的工人群众团体。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曾来石家庄正太铁路局视察,极大地鼓舞了石家庄人民的斗争热情。

  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260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了持续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但是,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自身所具有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提出一个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革命成果被袁世凯篡夺,使革命遭到失败。辛亥革命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中国仍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政治上,由帝国主义扶植操纵下的封建军阀统治取代了清王朝的统治,政治上更加黑暗,半殖民地化进一步加深。在北洋军阀政府统治下,形成了以日本帝国主义支持的段祺瑞皖系军阀和张作霖奉系军阀,以英、美帝国主义为靠山的冯国璋直系军阀。此外,邻近河北的山西还有晋系军阀,南方各省也在大大小小的封建军阀控制之下。军阀割据,不断混战,使中华民族的危机更加严重。在经济上,工农商业日益萧条,经济状况日益恶化,人民生活更加痛苦。

  石家庄地区封建地主豪绅把大量土地集中到自己手中,占有大量的生产资料,兼并土地的现象愈加严重,盘剥农民的手段更加残酷。如辛集胡合营村大地主王堂生,一家拥有土地4000余亩,在八里庄、晋县都设有佃户庄。喂养骡马百匹,雇用丫环、老妈子、厨师、裁缝、长工、短工100多人,还有管家、打手40多人。仅宅基地就占百亩,建房近千间。地主和富农的人口虽然仅占农村总人口的10%左右,却占有着农村的大部分土地,致使广大农民逐渐丧失土地,甚至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两极分化日趋严重。正如《元氏县志》所记载的那样:“良田沃土,多集中在地主富农手中。贫苦农民或寡守薄田瘠壤;或完全丧失土地,沦为佃户;或出卖劳动力谋生。境内荒灾屡发,稼禾歉收。官府富豪,巧取豪夺,贫苦农民终年累月,备受艰辛,如牛负重,仍难以解决温饱。”封建地主豪绅利用雇工、出租土地、放高利贷等手段,残酷地盘剥农民。其主要形式和手段有:

  定租制:地主、富农和农民采用书面或口头形式约定土地租额,农民租地后,不论年景丰歉,均按原定租额交租。租额高者为倒三七分粮(即地主占总收获的七成),或产量一石二三而租额一石,并由农民负责交纳银粮(即农业税)。

  分租制:由地主、富农出租土地,秋后与农民各得产品的1/2。农民所用的牲口、农具、种子、肥料等由自己置办并负责交纳银粮。收获或打场时邀地主到场头收租。有的地主、富农见物就分,分成份额有的达到倒三七、倒四六。

  停三堆:即由地主、富农提供种子、肥料、农具、牲畜等生产资料,农民只出劳力,收成分为三等份,地主得二、农民得一,并由农民交纳银粮。
贷把:地主除提供种子、肥料、农具、牲畜等生产资料外,还雇用一定数量的长工与农民一起劳动,收获物地主取七八成后,剩余部分再由地主和农民对半分配。

  雇工:地主雇佣丧失土地或少有土地的农民作为廉价劳动力,以长工和短工的形式,土地由雇工耕作,收获物全部归地主。长工按年或月领取工资,短工按天领取工资。不论长工和短工,报酬都很低微,有的只能混碗饭吃,多数佃户和雇农难以维持一家的生活。

  除以上几种外,还有一种类似劳役地租的形式叫做“认差租地”“租地带差”“当地租地带差”。这种形式就是,谁种地,谁出官差。地主只收地租,不出差役。地主、富农以转嫁差役负担为目的的地租剥削制度,更加剧了地主对农民的剥削。

  放高利贷是地主、富农剥削穷人的又一重要手段。“放利钱”年利率一般在3至5分,穷人借钱利息特别高。穷人要指地借钱,叫“当租”,到时还不了钱要没收土地。青黄不接时借粮每借一斗要还1.5斗至2斗。还有“现扣利”“出门利”“蹦蹦利”“臭虫利”等等。

  广大贫苦农民除了遭受地主残酷剥削外,还要向政府、军阀交地丁粮税、盐斤、田房契税及多次加抽的附加税。此外,官僚、地主、富农还操纵物价、市场。在麦收、秋收时,趁农民卖粮还账之际,大量压低市场价格,抢购囤积;在青黄不接时,却又抬高物价出售,大发横财。各种名目繁多的剥削,使广大贫苦农民生活难以为继,有的被逼卖儿卖女,家破人亡;有的外出乞讨,流落街头,甚至冻饿而死。

  城市居民也不例外,除了正常的地丁粮税,田房契税,茶、烟、酒、粮等税外,还要加收百货捐、米粮捐、茶业捐、药材捐、警务捐等等,鸡鸭鱼虾猪肉茶栈,“几乎无物不捐”。新税和附加税多达50多种。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给石家庄人民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造成贫民、手工业者、小商贩随时面临破产的危险,使阶级矛盾进一步加深激化,整个社会陷于动荡不安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