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广泛开展敌工城工工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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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8月4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敌伪军伪组织的工作决定》。此后，各地委、军分区把敌伪军工作提到了重要议事日程。1941年11月，中共北岳第四地委建立了敌工部，由李谨亭任部长。1942年3月，中共冀中第六地委建立了敌工部，由地委书记张逢时兼任部长；5月，中共冀中第七地委建立敌工部，由崔希哲任部长。同时，各军分区政治部敌工科并入地委敌工部。之后，各县委先后成立敌工部，各区委设立敌工委员，加强了对敌工工作的领导。在共产党领导下，群众性的敌伪军工作：一是经常性地对日军、伪军、伪组织开展政治攻势，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对华战争的侵略本质和罪行；二是针对日本侵略者的反共、殖民奴化宣传，予以反击和揭穿，从政治、思想、精神上瓦解和战胜敌人，以配合我抗日武装斗争。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侵华日军为了进一步削弱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强化了其反共、殖民宣传。为了粉碎日军的反动宣传，晋察冀边区决定，从1941年1月起开展为期一个月的政治宣传攻势。各地委敌工部抽调部队和地方有一定政治水平和战斗经验的党员干部、骨干分子组成武装宣传队，深入游击区和敌占区展开强大的政治攻势。武装宣传队既是执行政治任务的宣传队，又是消灭小股敌人的武工队。北岳第四军分区各县与驻地团队组织了临时政治攻势指导小组。地委和军分区及以上机关编印了大批的传单、布告、报刊、书籍、画册等宣传品。其中有专门给日军阅读的传单、贺年卡、《日军之友》报及慰问袋，这些宣传品制作精良，且有日本民族风韵，可以触发日军的思乡之情；针对伪军、伪组织及敌占区人民编印的《实话报》《中国人报》、布告，大都通俗易懂。北岳第四军分区火线剧社编排文艺节目配合政治宣传攻势。政治攻势的内容，不同对象有不同宣传重点。对日军军官，主要是促其反战、厌战情绪；对一般日本士兵，促其恐惧、思乡情绪；对伪军伪组织人员，主要进行前途教育，警示他们及早回头，立功赎罪；对敌占区和游击区人民群众，主要是鼓舞抗日情绪，坚定胜利信心，鼓励他们参加抗日斗争。
政治攻势开始后，武装宣传队利用伪军伪组织的社会关系捎带、转送，利用内线、伪装秘密携带，武装作战公开散发，乃至利用风向、水力散发宣传品。武装宣传队逼近敌人封锁沟、据点堡垒直接对敌喊话，或把电话打到据点里，策动反战。中共太行第一地委还将边缘区青年集中到根据地进行反奴化教育。对于喊话宣传，大多数伪军不打枪、不插话，相对地表示友好；个别日伪军态度恶劣的，则给予严厉的军事打击。1942年1月11日夜，北岳第四军分区武装宣传队到灵寿县南寨碉堡喊话，几个顽固不化的日军负隅顽抗，武装宣传队用5发炮弹摧毁了敌碉堡。
开展政治攻势，不仅仅是武装宣传队、县区游击队、地方干部的任务，而且还动员村干部及两面政权人员和抗日群众积极参加。不少地方给伪军建立“红黑榜”“善恶簿”，不定期公布他们的善恶行为，或召开伪军、伪组织人员家属座谈会，对表现好的给予鼓励；做了坏事的提出警告，劝其改恶从善；罪恶昭彰、死心塌地又屡教不改的坚决惩处。此外还组织伪军、伪组织人员参观、利用伪军上层宣传上层、书信往还沟通感情。这些方式都收到了一定效果。1942年1月28日，晋察冀边区历时1个月的第一期对敌政治宣传攻势胜利结束。
为巩固和扩大战果，晋察冀边区从1942年3月6日开始，开展第二期对敌政治宣传攻势。此时正值日本樱花节期间，针对日军在传统节日思乡厌战情绪极易增长的心理状态，特制了大量的樱花节宣传品。在慰问袋里，除装有传单、书信、通行证和歌集、棋子、扑克牌外，还有核桃、枣、柿饼等食品。针对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疯狂“蚕食”推行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在第二期政治攻势中，加强了反“蚕食”斗争，使政治攻势与游击战争、敌伪军工作、锄奸工作及各种形式的斗争结合起来，给敌人以沉重打击。1942年4月26日晚，正定县的武装宣传队通过城内的地下工作人员，将聂荣臻司令员告伪军伪组织人员的大幅布告，贴在伪县公署、伪公安局和敌宪兵司令部大门口，使日伪军大为恐慌。1942年3月15日，驻灵寿县狗台日军为了把北城东村变成“无人区”，用机枪向群众扫射，当场打死35人。惨案发生后，伪军内部也私下议论日军“狠毒”。当地武工队以活生生的事实向日伪开展政治攻势。首先给驻狗台日军小队长发出公开信，指出其罪恶，表示定要严加惩处。同时印发一批日文宣传品，散发到附近各据点，声讨狗台日军小队的罪行。35名死难者中有6人是附近伪军的亲戚，宣传队又给他们写信，争取他们反正。
从1942年秋开始，冀中第六、第七分区贯彻上级对日伪人员的政策，发动党政军民广泛开展了对日伪人员的分化瓦解工作。一是以小股武装在夜晚到敌据点岗楼附近喊话，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对伪军进行政策和抗战形势教育。二是教育警告勒索、迫害群众的伪军伪组织人员改恶从善。三是做伪军家属工作，对伪军人员摸底调查，逐人登记，掌握思想表现及变化状况，加强教育的针对性。四是采取实际感化措施，如在伏击战中，日伪军同时出动，则让过伪军，专打日军，使伪军感到对他们的宽待，日伪军上层受到了极大震慑。连续的政治攻势取得了明显成效。一月之内，驻石门日军实行了3次紧急戒严。日军官兵反战情绪激增，怀疑“圣战”，不相信其“赫赫战果”，恐惧、悲观、思乡、涕泣哀号者大有人在。驻正定县傅家村据点日军在我反战宣传影响下，反战厌战，又自觉无出路，拉响手榴弹集体自杀，当场死亡10余人。有的日军看了反战同盟支部的传单，寻找出路，要求保护或示意投诚。驻灵寿县北岗村日军伍长森协宽治，通过北岗村伪保长先后19次给第四军分区八区队写信，表示愿意和八路军交朋友。束冀县游击大队从朱家庄和西谢据点之间越过封锁沟，两地伪军相距一里之遥，都看得清清楚楚，但都不开枪，让游击队顺利过沟。驻深束县双柳树堡垒有两个伪军在村里横行霸道，被五区青救会主任抓获教育后，痛改前非，委托村长将200发子弹转交抗日政府，以表示立功赎罪。有的日伪据点还有了我情报员和党组织。驻赞皇县石柱山碉堡之敌，在内线人员配合下，一枪未发被我全歼。
各级党组织和抗日武装组织还派出大量敌工人员进入敌占区和敌占城镇开展敌工工作，在对敌斗争中发挥了特殊作用。在敌占区，日军在各地建立伪政权，大力推行联保制和保甲制，大肆发展汉奸、特务组织，实行法西斯殖民统治。我敌工人员根据共产党的“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和“打击首要，争取次要，感化无知”的政策，对其中最凶狠的特务、铁杆汉奸、给党和抗日工作造成重大损失的叛徒、自首分子进行了严厉惩处。对镇压对象，事先掌握详细材料，首先揭露罪恶，把他们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然后寻机给予镇压。处决后散发事先写好的布告、传单，以扩大影响。新乐县叛徒樊生弟原是县委通讯员，投敌后多次带领敌人烧杀抢掠，亲手杀死几十名抗日干部。县委决定锄掉他，摸清了他常去烧饼铺吃烧饼的规律，派遣1名敌工人员将其引诱到烧饼铺，单打一小组冲进去将其击毙。元氏县黑水河北庄村伪联保主任兼情报员张金录，管辖元氏西部20多个村庄，到处搜捕抗日人员，系日伪情报组重要成员，百姓称其为“西山一霸”。县公安便衣队利用其妻生小孩“贺喜”之机，以县抗日民主政府名义将其锄掉。
大量向伪军、伪组织和日本特务机关派遣政治坚定可靠、有社会关系掩护的敌工人员，开展争取瓦解工作，是敌伪军工作的重要内容。按照统一分工，地委敌工部主要负责对大中城市的派遣，县委敌工部主要向县镇派遣，一般人员派遣由区委批准。当时，石门市是日军盘踞的主要城市，中共北岳第四地委、太行第一地委和冀中第六、第七地委都派遣了大批敌工人员进市开展工作。1942年2月和5月，冀中第六、第七地委在石门设立了敌工站，第七地委敌工部还在市内建立了3个党支部。同时，各军分区也在石门及其周围各县建立了情报网络。1944年4月，仅冀中第七军分区就建立了1个总站和3个中心站、15个分站，形成了拥有207人的情报网。各地委敌工部领导的地下工作者经常出没于石门市内外，冒着生命危险搜集政治、军事、经济、社情等情报；在市内采购根据地奇缺的纸张、油墨、药品、弹药、食盐、医疗器械、电讯器件等，秘密送往根据地。1941年12月26日，无极东池阳情报组获悉驻无极日伪军集结200余人、大车百余辆前往正定运煤、食盐等物资。该情报逐级上报后，冀中第七军分区立即调第二十二团一个营在敌必经之路藁城凝仁村一带设伏，于30日伏击了敌运输队，歼敌百余人，缴获满载煤、盐等物资的大车60余辆。
派往各县镇和大据点的人员以货栈、商店、作小生意为掩护，设立了许多联络点，以沟通内外关系，他们除有目的地争取伪军头目和发展我方关系外，还及时提供军事情报，铲除潜伏敌特，惩处特务叛徒。束晋县小冯据点伪警备队第二中队小队长薛济生有爱国思想，束晋县委派敌工干事张辛酉深入据点做工作。张在据点内发展4名伪军组成敌工小组，经一年的细致教育，使薛及其他伪军大部提高了抗日觉悟。1943年8月下旬，薛济生率小队30余人起义。在他的影响下，先后有温家庄、南白滩、旧城、泊庄、新垒头、南智邱等地伪军成班成队弃暗投明。在五一大“扫荡”以后的两三年中，束晋、深束、束冀三县先后共派进敌工人员280人，在敌据点内发展敌工人员200多人，组成了庞大的敌工网，遍及敌人军政各个组织。“三九一二”特务队是日军在辛集的一个汉奸特务组织，队长叫刘阁臣。1942年冬，束晋县委派敌工人员李小章等4人打入“三九一二”特务队情报室作情报员，以后逐渐在内部发展敌工力量。
1943年春，特务队逮捕了43名抗日干部群众，敌工人员协助越狱，使42人脱险。为此石门日军师团部下令追查。敌工人员利用日特头子和队长、翻译的矛盾，反映刘阁臣等接受贿赂，让犯人越狱。师团部信以为真，下令包围特务队，刘越房逃走，特务队解散。1943年，正获特区敌工人员通过伪警备队地下关系，县大队一枪未发便俘虏了栾城方村据点伪军80多人，缴获枪支80多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