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广泛开展敌工城工工作（三）
时间：2019-11-05 14:24:49文章来源：
石门集中营是日军在华北设立的关押、训练战俘并向东北、日本输送劳工的机构。在战俘、劳工里，有一部分是中共党员。他们被俘后，绝大多数政治立场坚定，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和党的机密，并千方百计在集中营里寻找党的组织。他们利用干活的机会互相了解被捕情况和捕后的政治思想表现，互相鼓励，交流同敌人斗争的办法,这为集中营里中共组织的建立做了思想上的准备。当时，在集中营里形成了两支共产党的力量，一支是以冀南第五地委书记王泊生为首的地方党员干部，另一支是抗大二分校直属的抗三团的军队党员干部。这些党员干部思想觉悟高，其中有一些老红军，不仅立场坚定，而且斗争经验丰富。他们一进集中营，就积极了解情况，筹备成立党的组织。原抗三团组织股副股长谷自珍被捕入营后，联系了10余名抗三团的党员，秘密成立了党的支部。因成立是在6月1日，遂定名为“六一特支”，谷自珍任书记。支部成立后很快将几十名原抗三团的被俘人员团结在了自己周围。原冀南第五地委书记王泊生在1942年反“扫荡”时被捕，他联系几名共产党员成立了党的“同情小组”。后在“同情小组”的基础上组建了“六一八支部”。
在开展活动中，王泊生和谷自珍取得了联系，经协商决定，两个支部合并，称“六月特支”。由王泊生任书记，谷自珍任副书记兼组织委员，刘亚龙任宣传委员，有党员20多名。规定组织与党员之间单线联系，不发生横的关系。后来随着人员流动，一些新入营的党员干部被吸收进来，最多时该支部党员约百余人。“六月特支”斗争的总方针是教育群众，团结对敌，保存力量，等待时机。基本任务是对党员(尚有部分党员未进入支部)群众进行革命气节教育和形势教育，坚定革命立场，树立抗日必胜信心；宣传党的抗日路线、政策，揭露日军的反动本质和欺骗行为；在可能条件下，开展对敌破坏活动；寻机与营外党组织取得联系；在管教人员中开展工作，利用日军向外输送劳工的机会，向外输送党员、干部的力量；慎重地发展壮大党的组织。
特别支部成立以后，经谨慎细致的工作，除个别科室的战俘管理干部外，多数在“特支”的掌握之下。“特支”所属党员们通过个别谈心、单线联络，把大多数战俘团结在了一起，运用革命的两面手段，同敌人展开了各种斗争，并且很快改变了集中营的政治气氛。在集中营的墙头上、厕所里不时出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抗战到底”等标语；每天点名抵制喊反动口号，只张嘴不发音，或把“消灭共产党”变成“拥护共产党”，“打倒八路军”变成“壮大八路军”等；干活不是磨洋工就是小破坏。休息时同下层日本兵谈天论地做争取工作；利用战友、老乡等关系私下相互告诫，不真心给日本人干事，利用合法形式在战俘中宣传爱国主义、民族气节。每晚收工回来，大家聚在一起，互相讲“苏武牧羊”“岳飞抗金”“戚继光平倭寇”等故事或交流运用策略整治敌人的经验。对新来的战俘劳工，是主动投敌的叛徒、汉奸给予孤立打击；对斗争坚决的革命同志给予保护关照。原冀中第十军分区司令员朱占魁贪生怕死，投靠日军，“特支”就发动狱中人员孤立他；对同朱一起被捕、以死抗争的冀中军区供给部政治委员王文波则设法抢救、照顾。一些被“特支”教育争取过来的战俘管理人员，对未暴露身份的军、地领导干部被俘入营的，就想方设法为其改口供、编造假身份给以保护。有的通过同情劳工的朝鲜翻译，把党的一些干部按老残处理，获得释放，或把活人藏在死尸下面，由拉尸队拉出集中营。后来，“六月特支”的工作越来越活跃，除集中营的教育科外，党的工作和影响已经深入到其他所有科室，有的科甚至完全为我所控制。共产党员可以公开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一些新入营的战俘党员很快与“特支”接上了关系，开始了新的斗争生活；一些被俘的国民党士兵受共产党员的影响，表示将来要到根据地去。从1942年6月到1943年，是集中营里党的工作最活跃的时期。
“六月特支”之所以能牢牢地掌握集中营的管理人员开展工作，是与管理科室内隐蔽的共产党的地下工作组密切配合分不开的。他们借机将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安插到石门集中营，同时解除了一些可靠干部的战俘身份，让他们在集中营担任教官、助教、职员，组成了一个潜伏在战俘集中营里，受晋察冀军区情报处、冀中第六军分区和冀中公安局多头领导的党的地下工作小组。集中营生活条件恶劣，战俘劳工死亡率极高。他们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以保存人力、保护劳工的名义向日本人建议，部分改善了劳工的生活条件。集中营往往不定期释放老残病战俘，共产党的地下工作小组就把一些有病的党员干部年龄由小改大，病情由轻改重，瞒过日本人送出去。日伪机关经常到集中营挑选铁杆汉奸和“老实可靠”的人为其所用。地下工作小组就趁机把我方被俘的党政干部送出去。据统计，地下工作小组先后共送出3批160多人，这些人绝大部分都返回了根据地。日军每次“扫荡”根据地前，华北方面军司令部总要派人来石门搞情报，并先到集中营向战俘了解“扫荡”区域的情况，同时抽调战俘为“扫荡”部队服务，如去哪儿“扫荡”，要哪儿的战俘；“扫荡”分几路，带路的战俘也分几路。根据这些情况，地下工作小组都及时把情报送到根据地，使根据地军民免受重大损失。
在集中营经常有成批的人被送往外地当劳工，“特支”领导成员也因外送劳工，及时进行调整和补充。自谷自珍、王泊生之后，赵秉钧、李振军、朱韬、石岩等先后担任特支书记。另外，每走一批劳工，“特支”事先就知道了名单，便在出发前把其中的党员组织起来，根据党员多少成立支部或小组。同时布置任务，途中能跑则跑，无论谁回到根据地都要向党组织汇报集中营和“特支”的情况，请求派人领导和指示。跑不掉的到达目的地后，尽快在群众中扎根，积极与地方党取得联系，开展斗争。从石门送往各地的战俘劳工在当地先后建起了党的秘密组织，如本溪茨沟支部、本溪柳塘支部、阜新新邱特支、阜新高德特支、日本北海道党小组等。“六月特支”像一架播种机，把抗日的火种播撒到了华北、东北乃至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