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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抗日根据地的全面巩固和建设 (七)

时间:2019-09-06 15:42:21文章来源:

  七、加强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

  农业是抗日根据地国民经济的基础,是战时财力、物力的主要来源。因此,共产党和抗日民主政府把扶持和发展农业生产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为了解决抗日根据地的军需民用,党组织和抗日民主政府制定了各项政策以刺激农民的积极性,多生产粮食和生活用品。1938年1月,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即决议:“扩大耕地面积,防止新荒,开垦荒地”,接着又制定了《垦荒单行条例》《兴办农田水利单行办法》,提倡“无租垦种”。1939年4月,又制定了《奖励生产事业暂行条例》。从当年起,各级抗日民主政府和农救会按季节组织成立了春耕、护麦、护秋、生产等委员会,直接领导和扶助当地的农业生产。委员会春天帮助农民解决籽种、农具、牲畜等方面的困难,夏秋领导农民收割打藏。在政府“无租垦种”政策的激励下,农民的垦荒积极性高涨。据不完全统计,1939年晋察冀三专区开垦荒地8.6万亩。平原地区的无极、深泽、新乐等县由于减少了植棉面积(占耕地的1/10),增加了种粮面积,粮产量较前更有增加,这对于扩大军需民用,抵制敌人掠夺起了很大作用。

  1939年七八月间,晋察冀、冀南遇到了几十年未见的水灾。日军乘机扒堤放水,致使冀西、冀中、冀南大面积耕地被冲毁、淹没,造成了极大损失。灾后,边区政府即发出“战胜天灾,恢复耕地,恢复农业生产”的号召,组织合作社解决籽种、肥料等问题。政府机关和部队每日从自己的定量中抽出2两小米救济群众,恢复生产。1940年春,边区政府又向各地贷款300万元用于发展生产。在政府和部队的支援下,从1939年冬到1940年春,山区开展了大规模的修滩运动,平原地区开展了秋耕秋种运动。据晋察冀五专区6县统计,受灾前耕地200.39万亩,春耕后达到了201.75万多亩,增加1.35万多亩。


  1939年,边区号召开展一人一树运动。同年9月和10月又颁布了《保护公私林木办法》《禁山办法》,调动了人民群众植树造林的积极性,促进了林业的发展。据晋察冀边区五专区统计,植树造林人数达97.5万人,植树467万棵,人均5棵以上。为补充灾后的牲畜不足,抗日民主政府对繁殖耕畜实行奖励政策,严禁宰杀耕畜。冀中行署还规定,每生产一头小牛,政府奖励养牛户5元。1938年冬,边区政府提出利用冬闲打柴、割草、拾粪或开展其他副业,提出每人每日收入“五分钱”运动。1939年春,号召“一户一猪”“一人一鸡”,夏季发动群众开展“编草帽运动”。通过开展多种副业,增加了农民收入,促进了农业发展。

  1940年春,晋冀豫冀西第一专区的赞皇、元氏县遇到了严重灾荒。两县县委、抗日民主政府组织干部和部队帮助农民整修农具,人拉犁耕播。元氏县长吴秋和农民在地里一起拉犁耕种,被农民亲切地称为“咱们的庄稼县长”。为响应晋察冀边区政府提出“一切能生产的人力都参加春耕”,“不荒废一寸土地”的号召,晋察冀第五专区的平山、行唐、新乐、灵寿4县出动55.99万人。平山出动劳力占全县人口的83.1%,新乐占82.81%,行唐占75.4%,如果除去老弱病残,实际上近100%的劳力都参加了春耕生产。抗战前,妇女一般不下地,这次五专区参加劳动的妇女占到能参加劳动妇女的75%。春耕结束后,晋察冀边区评出五专区为春耕模范专区,平山、灵寿为春耕模范县。平山抗日军人家属焦金英一人开荒10亩,修滩21亩,栽树17棵,养猪1头,鸡5只,被评为边区第一名特级劳动英雄。冀中第一专区评出一名特级劳动英雄和七八名劳动英雄。冀西第一专区的赞皇县评出了3个模范村和70多名劳动英雄。

  边区政府还实施了治理水害、兴办水利的工程。冀中各县成立由行署统一领导的河务委员会和区办事处,招聘水利人才,对河流进行专项治理。1939年冬到1940年春,在日军的炮火下,开始修堵决堤工程。新乐县西里村决口位于大沙河上,又靠近敌占区,广大群众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堵住决口,消弭了新乐、定南、深泽北部、安平北部地区的水害。在山区,“整理旧渠,开凿新渠”,“变旱田为水田”的水利建设也取得显著成绩。1939年,晋察冀第五专区水灾前原有水渠1336道,可浇地9.2万亩,1940年新开258道,扩浇4.7万亩,比原来增加了51%。

  抗日根据地的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工业生产,主要是发展农村手工业,促进家庭副业,提倡较大规模的手工业经营,同时注意发展军需工业,除生产抗日军民所需的布、盐、油、纸以外,还生产作战需要的枪械、弹药。抗战前,在石门周边地区就有一些农村手工业,如纺织、水磨加工等。1938年,晋察冀边区提出“工业品自给”的口号,同时为手工业生产者和私人企业经营者提供政策上的便利,鼓励和扶植家庭手工业发展。诸如无极、晋县、深泽、束鹿、行唐、井陉、赞皇的纺织业,平山、灵寿、行唐的造纸业、面粉加工业,井陉小作的煤炭业,束鹿等地的皮革业都得到较快发展。从1939年到1940年,家庭手工业的生产量呈现稳步发展趋势。在副业方面,柳编业、榨油制粉业、饲养业已在各县较为普遍。农村手工业和副业的开展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军需民用供应的紧张状况。

  为了适应战争需要,晋冀豫、晋察冀军区都成立了军工部,专门领导军事工业生产。军工部下设兵工厂、化学厂等单位。1940年,晋察冀军区在平山县建立了军工总厂,生产枪炮、枪弹、手榴弹。此外,各县还办了不少军需工业,如行唐、新乐的造枪厂等。深泽县在1938年2月就建起了以生产军装布为主的染织被服厂。1939年2月,在日军占领县城后,又建了6个修理旧枪、生产步枪的造枪厂,还有生产手榴弹、手雷的造弹厂以及生产毛巾、背心、裹腿的针织厂、纺织厂。他们生产的枪弹除供给县大队、区小队外,还供给束鹿、晋县、安平、深县、冀县等地方武装和冀中第二军分区十七团、冀南第一军分区警备旅等部队。

  发展商业贸易对于打破日军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巩固根据地的经济基础具有重要意义。1938年,各地商业贸易在秋冬的反“扫荡”胜利之后又重新发展繁荣起来。为吸收根据地真正需要的工业品和一些重要的军事器材和原料,各抗日根据地坚决执行边区政府的商业贸易政策,禁止日货任意输入,大量吸收对抗战有利的军用品、交通工具、医药品、矿产原料等必需品,鼓励土特产输出,严禁粮食、棉花等战略物资输出。另一方面在根据地内发展商业,活跃集市贸易。

  早在1937年秋,晋察冀边区平山县就建立了贸易局,各区镇也建立了消费合作社,吸纳私人资金,开展贸易活动。1938年上半年,灵寿、行唐、正定(西)、井陉(北)、新乐(西)及各县下属区都成立了贸易局(或分局)。1939年9月,晋察冀第三专署成立专署贸易局。1940年,晋察冀第五专署还在行唐县南城寨村开设了行(唐)新(乐)贸易货栈,对石门、天津、保定开展对外贸易,方便与冀中的物资交流。这些商贸机构经营粮食、布匹、煤油、纸张、食盐、百货等商品,在沟通流通渠道、组织军用民需、调剂有无、繁荣市场、稳定物价、发展生产、增加财政收入、支援对敌斗争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40年8月百团大战时,商贸部门从行唐、新乐、冀中购进了大批粮食、布匹,保证了作战部队的需要。这一年,各商贸部门在反对敌人经济掠夺、商品倾销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绩。晋察冀第五专区出口非必需品3646元,入口必需品3584987元。在晋冀豫边区,1940年2月成立太行贸易总局,9月成立冀太联办贸易总局,指导全区实行对外贸易统制,对内整顿经济秩序,恢复市场贸易。

  此外,1938年3月,晋察冀成立边区银行。各县成立分行或代办所,发行晋察冀边币;1939年10月,冀南成立冀南银行及冀南、太行各县代办所,发行“冀钞”。在发行冀钞之前,为抵制伪钞,栾城县曾发行“栾城合作社”货币在本地短期流行。边币发行不久,因多为5元、10元大币,流通不便,灵寿县则印制了1分、2分、5分、1角、2角6种兑换币在全县流通,直至边区大量角钞发行。边币和冀钞分别成为本边区的本位币。在前后不足两年的时间内,限制和打击伪钞在边区流通,逐渐统一了边区货币。晋察冀边区各级银行一切为抗日服务,1939年大水灾过后,晋察冀边区于当年和1940年先后发放贷款2776万元、3082859万元,用于救济灾民。边区商贸的发展和银行的成立,对发展工商业、运销业,解决春耕困难,起到了重要作用,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