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制止分裂摩擦，坚持团结抗战（二）
时间：2019-09-04 15:45:00文章来源：
二、反击顽军进犯，维护统一战线
国民党顽军的反共摩擦活动，引起了共产党的高度重视和根据地军民的无比愤慨。1939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河北等地摩擦问题的指示》，指出：河北摩擦的原因，在于军政不一致，是鹿钟麟向八路军抢夺政权和地盘所引起的。对于非理的进攻必须反击，决不能轻言让步。各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民坚持自卫立场，同以鹿钟麟、张荫梧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坚决斗争。
(一)揭露顽军的投降本质。驻藁城、栾城一带的河北民军五支队是一支由地富中的骨干分子、兵痞、流氓等组成的反动武装，专门袭击八路军和抗日政府机关，残害抗日干部群众。1938年10月，冀南第一军分区主力部队一个营在藁城县角中村包围40多名抢劫的日军，正要歼灭该敌时，乔明礼带领五支队从背后向分区部队突然袭击，使日军借机逃脱，我部队多人伤亡。为此，藁城县委发动群众开展请愿活动，与乔明礼展开说理斗争。冀南第一军分区把在角中战斗中牺牲的战士抬到冀南所属各县，架着棺材和日军的人头游行，揭露乔明礼和河北民军五支队破坏抗日的罪行。1938年8月，冀西民训处副秘书长岳一峰在赞皇县野草湾同国民党十三支队谈判，揭露其在冀西乱征粮秣，加重群众负担的罪行。十三支队不但毫无收敛，反而变本加厉，一次就向赞皇西区政府索要200多条棉被和很大数量的小米、灯油，还无理扣押了西区抗日区政府区长。12月底，冀西特委、赞皇县委召集近万名自卫队员在土门村召开大会，同十三支队展开说理斗争，迫使其接受国共合作，共同抗日；遵守抗日政府统收统发政令；教育队伍不打骂群众等条件。灵寿县国民党县党部为控制县、区武装，经常向抗日干部打黑枪，投手榴弹，接连吊打村支部书记。为了打击国民党的嚣张气焰，灵寿县、区委发动南营、丑泥口、苏家庄三个乡的共产党员及群众3000多人，连夜赶到杨树沟，包围国民党县党部，同他们开展说理斗争，提出严厉警告。驻平山县暂编新二师和晋绥军干校，因征敛粮款杀害抗日村干部和群众，在当地造成了极坏影响。平山县抗日民主政府和各抗日救国团体代表全县25万人民向晋察冀边区政府请求处理，并成立斗争委员会，发动群众断绝其粮食供应，打击了其中的首恶分子。10月中旬，边区政府根据平山群众的请愿要求，将上述两部驱逐出平山县境。这种有理有节的斗争，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摩擦活动。
(二)“让县政权不让区村政权，让政不让权”。这是中共藁城县委创造的一种机动灵活的斗争策略。1939年11月，经冀南区党委批准，藁城县划给鹿钟麟管辖。不久，国民党员担任了藁城县长，国民党县党部成立。国民党在县里执政后，又急于夺取区、村政权，排挤共产党对基层政权工作的领导。中共藁城县委创造性地提出“让县政权不让区、村政权，让政不让权”的斗争策略。为便于同国民党谈判，经冀南区党委批准，藁城县委向社会公开了县委书记朱丰的职务。朱丰代表共产党同国民党谈判，断然拒绝国民党的无理要求，并对以武力夺取区、村政权的国民党顽军给予坚决还击。国民党县政权成了空架子。县长向下发号施令、分派任务，区、村干部找不到，召不来，求不办，压不怕，诱不降，采取了软硬不吃的态度。对此，中共藁城县国民党当局一筹莫展，连换了两任县长也无济于事。国民党控制不了区、村政权就另耍伎俩，克扣共产党、抗日政权、群众团体的活动经费和每人每月一元的伙食费，或发给由国民党印制、根本花不出去的纸币。对此，藁城县委明确警告国民党，如果一意孤行，即以破坏联合抗日的罪名推翻国民党县政府，迫使他们换成了边区票。县政权让出后，县委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一方面加强了农会工作，提高农会的威信，并依靠农会团结和领导广大农民对国民党进行斗争。另一方面发挥半政权性质的战委会的作用，一切政权的工作，通过战委会向下贯彻实施，战委会实际成了县委领导的县政府。
针对一些地方国民党顽固派势力嚣张的情况，各中共县委、抗日县政府领导人民展开公开斗争。1939年3月20日，赞皇县“三月政变”[1]以后，国民党县政府派军队威逼抗日政府交权。中共赞皇县委、县政府在冀西游击队协助下，发动区村党组织和政权配合，开展全县范围的政治大反攻。抗日县长赵进扬、农救会主席董全太到全县各村镇开大会、发通电、组织“请愿”。他们先后在西区黄北坪、南区院头、东区孤山等村镇，召开反摩擦大会，声讨国民党顽固分子的罪行。赞皇抗日民主政府明确表示，即使断绝给养也不交权。同时发动群众给顽固分子施加压力，使国民党县政府人员喝不上水，吃不上饭，无立足之地。经过斗争，国民党政府仅坚持20天便垮了台。
(三)分化瓦解，区别对待。1938年9月，河北民军四支队在藁城县朱家寨被日军打得丢盔卸甲，撤退时将枪支丢进井里。藁城县大队闻讯赶来，将日军击退，捞出枪支交还四支队，争取了四支队与我和平相处。从1938年到1939年，平汉路西和路东各有七八支国民党军队，但由于成分构成不同，其在摩擦中的表现也不尽相同。其中最反动的是冀西的十三支队和路东的河北民军五支队。而在冀西驻扎的河北民军大多数是学生成分，所以当地抗日政府对这部分民军采取了与十三支队区别对待的策略，即对十三支队主要是打击，对这部分民军主要是团结争取。中共元氏县委、县抗日民主政府帮助河北民军筹粮筹款。县长姜纪五多次主动找乔明礼，共同商讨抗日工作，使河北民军在冀西的反共活动有所收敛。1939年春，国民党十军团暂编第三师及鹿钟麟省政府直属部队到元氏、赞皇一带抢占地盘。中共元氏县委、县抗日民主政府同样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暂编第三师东北籍官兵多，遂派去学生文艺宣传队，演唱《流亡三部曲》等歌曲，唤起广大官兵的思乡之情和民族觉悟；组织民众送匾，称其为“抗日干城”。县长姜纪五先后5次亲赴师部与米文和会谈，帮助解决军饷给养问题，争取了暂编第三师在摩擦中保持中立。
(四)反击非理的军事进攻。到1939年下半年，国民党顽军逐渐由过去对共产党偷偷摸摸搞政治进攻，变为明目张胆的军事进攻，而且愈演愈烈。1939年6月11日，河北民军张荫梧部在冀中第一军分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深县惨案”，残杀八路军干部战士400余人。8月，又在赞皇县武装进攻八路军一二九师独立支队二大队、抗日县政府和驻中马峪县委机关，开枪击伤县委书记王旭。
国民党顽固派一而再、再而三的军事寻衅，激怒了抗日根据地广大军民。在广大抗日军民强烈要求下，一二九师政治委员邓小平随即到冀南第一地委，先后在地委机关驻地束鹿县大车城村和宁晋县浩固村召集地、县委领导干部、军队连以上干部开会，明确指出，要针锋相对地有理有利有节地与反动派进行斗争。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主任杨秀峰到冀南滏北办事处视察工作时，在栾城县故意村群众大会上也公开表示，对反动武装的挑衅要以牙还牙，坚决反击。邓小平和杨秀峰的讲话反映了根据地人民的心声，受到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拥护。
根据上级指示，8月19日，一二九师及晋冀豫第二军分区部队对制造赞皇中马峪事件及溃逃至此的河北民军进行反击。独一团从山西昔阳向东，青年抗日纵队由临城向北，独立支队二大队向南，由冀南第一军分区部队配合，在尹庄一带围歼河北民军200余人。其余一部逃往临城，另一部由张荫梧带领从赞皇陈村逃入高邑县境，取道万城，向赵县、藁城、晋县方向逃跑，途中在高邑仓房、南焦、北渎等地遭到高邑县大队伏击，歼灭70多人，缴获长短枪百余支，还截留了从赞皇野湖泉撤退的兵工厂工人100多人。8月25日，一二九师东进纵队二团、三团与冀南第一军分区两个营，在藁城梅花镇以南将张荫梧残部包围，27日在赵县东北唐家寨将其全歼，张荫梧只带几名亲信落荒而逃。
[1]三月政变，指鹿钟麟下令撤换赞皇抗日民主政府县长，成立赞皇第二县政府，任命汉奸刘希之为“县长”的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