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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粉碎日军的围攻与“扫荡” (一)

时间:2019-09-04 15:41:07文章来源:

第一节  粉碎日军的围攻与“扫荡”
 
  一、针对日军新战略,抗日根据地准备反围攻、反“扫荡”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驻石门及石家庄交通干线和沿线城镇日军,一方面在其占领区加强殖民统治,一方面倾其军力打击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在政治上,扶植和强化汉奸组成的日本殖民政权,建立和发展殖民统治工具。1939年9月,将石门扩充为伪河北省公署直辖市,扶持马鹤寿担任伪石门市长。在其占领的各县建立伪县公署,其下设伪区办事机构,同时建立日伪武装组织。到1939年夏,县建立了伪警察局或伪警察总所和警备队、保警队、皇协军、保安队,以及武装特务组织宪兵队等,并对抗日根据地实行“军政会民一体化”总力战。同时,建立舆论宣传机构新民会,进行奴化殖民宣传,鼓吹所谓“共存共荣”“建立东亚新秩序”等。在经济上,对其占领区实行赤裸裸的经济掠夺,成立“华北开发公司”(“国策会社”)分公司、“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在石家庄各地滥发纸币,低价收购或无偿征用粮食、棉花及其他战备物资;倾销高消费的生活日用品、毒品等日货;广设妓院、赌场,毒化人民,搜刮资财;对抗日根据地加紧经济封锁,阻隔平原和山区的物资交流。在军事上,实行重点围剿“扫荡”。1938年秋,日军第一一○师团独立混成第八旅团,接替独立混成第三旅团驻防石门,分驻在以石门为中心的铁路两侧的143个地点,控制了平汉铁路石门至新乐、正太铁路石门至娘子关的铁路交通线及沿线各县。1939年秋,敌一一○师团司令部由北平迁到石门,敌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和一一○师团长桑木崇明提出“竭泽而渔”的囚笼政策,集中大量兵力对各抗日根据地进行频繁“扫荡”。同时,以兵力掩护抢修石德铁路,挖掘护路沟,大量修建公路,为“扫荡”做准备。在文化教育上,实行殖民文化教育,严格控制舆论工具,查禁抗日书刊;设立由日本人操纵的汉奸报馆,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制造舆论;组织汉奸文人篡改县志,编写亲日教材,强迫学校设日语课,对青少年进行殖民文化教育。

  针对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军将其主要兵力用于打击在敌后战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情况,1938年9月至11月召开的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确定,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的主要工作方面要放在战区和敌后,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党的战略方针是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之后,各抗日根据地党组织相继召开会议,贯彻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部署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的工作。

  为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各根据地调整了省、地两级组织。根据1938年8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改变敌后党的领导机关的通知》,冀中、冀南、晋冀豫、晋察冀省委先后改称区党委,所属特委一律改为地方委员会。1939年1月,晋察冀省第四特委改称晋察冀区第四地方委员会,仍设常委会。常务委员由栗再温、刘道生、胡开明、杨春茂、熊伯涛、徐达本6人组成。栗再温任书记,杨春茂任组织部长,胡开明任宣传部长。冀中区第二特委改称冀中区第二地委,张雪峰任地委书记,孙明任组织部长,张达任宣传部长。同月,晋冀豫区晋冀特委改称晋冀豫区晋冀地方委员会。3月,该地委分设为冀西、晋东两地委。冀西地委领导石家庄的井陉(南)、获鹿(南)、元氏、赞皇、高邑县党组织,地委书记张玺、副书记王孝慈、组织部长侯富善、宣传部长高扬、城工部长傅贯一、统战部长王纲。10月,冀西地委改称晋冀豫区第三地方委员会,书记王孝慈、组织部长高扬、宣传部长王一伦。1938年8月,冀南省第一特委改称冀南区第一地方委员会,仍设常委会,领导成员基本未变。为打破日军的军事分割,便于开展平原抗日游击战争,1940年6月调整行政区划,冀南区第一专区滏阳河以北地区划入冀中区,冀中区党委组建冀中区第一地方委员会,常务委员有周小舟、张逢时、杨枫、郑狄秋、朱丰、张大成、张雪峰,地委书记周小舟,副书记张逢时,工作机构设组织、宣传、军事、民运、社会五个部,领导赵县、赵元宁、藁城、栾城、晋南、晋北、束冀、束北、深南、宁晋10个县委。7月,晋察冀边区调整行政区划,统一命名地委、专区、军分区名称序号。其中冀中区第一地委改称晋察冀边区第六地委(第一专署改称第六专署),书记张逢时,常务委员增加吴树声、王长江、旷伏兆;原冀中区第二地委改称晋察冀边区第七地委(第二专署改称第八专署、第二军分区改称第七军分区),其领导成员未变。这样,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属晋察冀边区辖区的石家庄东南部为位于冀中区的第六地委、军分区和第七专署;东北部为位于冀中区的第七地委、军分区和第八专署;西北部为位于晋察冀区的第四地委、军分区和第五专署;属晋冀鲁豫边区辖区的石家庄西南部为晋冀豫区晋冀地委—冀西地委—第三地委、第一专署和晋冀豫军区第二军分区—太行军区第一军分区。同时,上述各地委均相继成立了专区各抗日群众团体组织。

  上述各地委、专署、军分区和群团组织,在上级党政军群组织领导下,投入了紧张的反围攻反“扫荡”准备工作。晋察冀第四地委在平山县小觉镇召开会议,向所属各县及基层党组织传达了晋察冀边区第二次党代会精神。地委分析认为,四分区党组织已经得到了全面的恢复和发展,各项工作正在全面展开,只要坚决贯彻执行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议和毛泽东的指示,整训和扩充正规作战部队,发展人民武装,积极备战,整顿好党的组织,开展民主政治和大生产运动,根据地就会不断得到巩固发展,就一定能战胜敌人的围攻与“扫荡”。其他各地委也召开了类似的会议。

  为了粉碎日军的“扫荡”,各级党组织向群众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工作,要求提高防范意识,自觉参加反“扫荡”斗争。晋察冀边区第四地委要求全专区抗日军民响应省委号召,巩固扩大武装,配合部队作战;坚壁清野,破坏敌人交通,组织担架队、运输队、洗衣缝纫队,当好部队后勤,踊跃参军;加强警戒,锄奸反特,维护好社会地方治安。广大不脱产自卫队员、青抗先、游击小组等群众武装主动破坏敌人交通,袭扰敌人,站岗放哨,侦察警戒。

  在冀中区,晋察冀边区第六、第七地委及政、军、群组织,广泛发动群众投入变平原为“山地”运动。在冀中平原,日军利用占据的县城修筑环形和放射形公路,构造公路网,以利于日军对抗日根据地快速围攻、“扫荡”。1938年秋末,地委领导群众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挖沟破路运动。仅几个月时间,所有公路和乡间道路都挖成了深2米多、宽3米多的道沟,挖出的土在道沟两旁筑成土墙,有效地阻止了日军机械化部队的进扰。当年秋冬至1940年初,平原地区又进行第二次破路挖沟,道沟加深加宽,整旧挖新。这次挖的沟每条沟隔半里至一里设一待避处,挖成弧形或圆形,当中设一大土台,以便大车对行互相让路,同时能防御敌人顺沟射击。沟内还挖了防空洞和射击掩体,便于防空和战斗。距日军据点附近的道沟直通村口,便于在敌人“扫荡”时从村口直接进入沟道隐蔽打游击。据不完全统计,仅冀中第二专区博野、安国、新乐、深泽、无极、定县等县挖成道沟1万余公里,占当时全专区大车道沟的80%以上。挖沟破路使平原变成了“山地”,坦途有了阻隔,有效地限制了日军的快速机动行动和以点控线制面战略的实施。

  为便于开展平原游击战争,平原地区广泛开展了打狗运动。该项运动始于深泽县。一次,大直要区小队因狗叫破坏了夜袭敌人的计划,于是他们向县委提出开展打狗运动。鉴于平原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民领导机关均驻农村,军地工作人员和游击队又多在夜间活动,稍有动静即引起狗叫,往往破坏了抗日军民的行动计划。经冀中区党委批准,在1939年冬,掀起了一场全区性的打狗运动。据不完全统计,这年冬天,冀中区就收购狗皮60万张。时属冀南一分区的栾城、赵县、束鹿、晋县、藁城,太行一分区的元氏、高邑及晋察冀四分区的正定、新乐(西)等平原县中,打狗运动也广泛展开。打狗运动清除了敌人“耳目”,有利于根据地的对敌斗争和反“扫荡”斗争的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