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粉碎日军的围攻与“扫荡”（二）
时间：2019-09-04 15:39:14文章来源：
二、冀中二分区、冀南一分区军民的反围攻、反“扫荡”
1938年11月至1939年4月初，日军以优势兵力，采取“鲸吞”式围攻方式，对冀中、冀南抗日根据地接二连三地实施大规模的战略围攻与“扫荡”。在冀中，1938年12月21日，日军从平汉铁路出动1500余人围攻冀中二分区中心区安国、博野、蠡县一带，企图将分区主力部队消灭或驱赶到潴龙河以东，控制潴龙河以西地区，为下一步围攻冀中中心区作准备。
为了巩固和加强冀中的抗日力量，1939年1月25日，贺龙、关向应率八路军一二○师到达冀中，与冀中党政军领导机关会合。随后，决定组成几个新的支队，分别到各分区活动，其中独立第四支队到二分区开展工作。原一二○师政治部科长吴西调任第二军分区政治委员，在分区部队中组织学习毛泽东《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著作，使部队上下对反围攻充满胜利信心。同时结合政治整训，进一步强调党对军队的领导和部队的政治工作，建起了分区党务委员会，由吴西任书记。党务委员会加强政治工作，培训基层政工干部，建立青年队、救亡室等政治工作组织，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克服军阀作风，严禁打骂战士，克服游击散漫习气等。这些措施，提高了部队的素质，为分区部队的建设以及以后的对敌斗争打下了良好基础。
在五次反围攻作战中，冀中第二地委、专署、军分区领导各县委、政府、民兵和广大群众积极配合军分区部队作战。1939年初，当日军实施第二次围攻计划时，深泽等县委、政府根据上级指示和形势发展，主动撤离县城，有计划地向农村转移，在农村发动群众进行游击活动。2月16日，驻安国日军侵犯深泽县城，当即受到冀中二十二大队和深泽县大队、区小队的英勇阻击。日军占领县城后，将“扫荡”中心从县城转向农村，广大农村人民奋起开展武装斗争。日军占领滹沱河以北的南冶庄头村，企图在此建立通往安平的桥头堡并控制东区广大农村。二十三大队、县大队和村游击小组以及安平县大队相互配合，袭击驻南冶庄头村之敌，击毙8人，其余被迫仓皇撤退。驻无极日伪军400余人分乘20多辆汽车到南孟一带“扫荡”，遭游击队伏击。此次，毙伤敌30余人，缴获轻机枪1挺、汽车2辆。
袭扰日伪军是抗日民兵的特长。深泽县城西、城北各村游击小组和区小队，晚上轮流在县城周围，监视敌人动向，有时打土枪、放抬杆[1]，在煤油筒里放鞭炮；有时政治攻心，搅得敌人神心不安，疲惫之极。日军寻机报复，民兵早已在围城道口埋上地雷，还插小旗，写标语，故意迷惑、激怒敌人，引诱敌人踏雷。在日军驻扎的城内，抗日民主政府的政令畅行无阻，城关及其周围村庄的居民仍按抗日政府征派任务秘密往外送公粮和军鞋。深泽县消耗疲惫敌人的做法得到了冀中区党委的重视和推广。
在冀南，1939年1月7日，日军第十四师团主力，二十七师团、一一○师团、一一四师团各一部，沿平汉、津浦铁路东西夹击推进，分十一路对冀南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2月初，束鹿、赵县、晋县、宁晋、冀县日伪军约千余人，向宁晋县东北、束鹿县南部、冀县的滏阳河以东的三角地带“扫荡”。2月8日，日军独立混成第八旅团一部由晋县向束鹿进犯。束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杨鸿甸带领县大队两个直属中队坚守县城(新城)，阻击敌人。在突围时，杨鸿甸负伤[2]。日军先后侵占了辛集、县城、旧城等地。县城失守后，束鹿县委于2月18日在孟观召开县区干部紧急会议，统一认识，号召广大党员、干部广泛宣传党的抗战方针和游击战争思想，深入发动群众，发展壮大县区武装，开创抗日新局面。孟观会议第二天，正值农历大年初一，日军在30辆装甲车配合下，对束鹿县进行了首次大“扫荡”。当时冀南第一地委、第一军分区司令部机关驻地在束鹿，县大队一个连掩护上级领导机关与敌周旋。一二九师冀豫支队一个营和宁晋县大队在南智邱与敌激战。战斗中，该营指战员大部壮烈牺牲。2月10日，冀南一分区李麟支队在晋县、藁城之间设伏，烧毁敌汽车1辆，毙敌10人。3月17日，日军第十师团3000余人继续“扫荡”宁晋、束鹿、南宫等地。在束鹿县大车城村驻扎的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一部迅速击溃围敌，使分区机关跳出了日军的包围圈。
4月初，日军对冀中、冀南的大规模战役围攻、“扫荡”失败后，遂改变作战方法，以点线为依托，向根据地实行波浪式的小规模分散“扫荡”。4月2日，驻深泽日伪军突袭“扫荡”城北白庄、孤庄；5月，驻藁城日伪军“扫荡”倪家庄；6月21日，驻赵县、栾城、元氏三县日伪军300多人合围赵县何庄等地。根据地分区部队、县大队采取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不断寻机夺取日军孤立的或建立未稳、守备相对薄弱的小据点，粉碎了日伪军的分散“扫荡”。
冀中、冀南反“扫荡”的胜利，挫败了日军企图控制冀中、冀南平原的计划，广大抗日军民经受了锻炼和考验，特别是在斗争中取得了敌占城镇我占农村状况下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经验。
[2]杨鸿甸，又名杨浚，河北省清河县人。此次负伤后，1939年3月15日，一二九师政治委员邓小平在《解放》杂志第71期发表文章，表扬他“因袭敌受伤，他的这种英勇为国的精神，值得国人的敬佩与景仰”。冀南行署也给杨鸿甸以通令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