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石家庄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在广大农村实行了减租减息。这一时期，由于国共两党实行着两条不同的抗战路线，如何处理两党两军团结和斗争的关系，如何正确争取和改造杂色武装，成为具有决定意义的关键问题。
一、抗日根据地的国共合作与斗争
首先，共产党八路军对真心抗日的友军都坦诚相待，合作抗日。1935年7月1日，“何梅协定”签订后，河北省包括石家庄地区在内的国民党县党部均自动撤销。七七事变后，为了团结国民党共同抗战，有的县共产党组织帮助国民党重建了县党部。同时，对国民党军队也真诚地视为友军，实行合作抗战。早年投奔国民党而又倾向革命的范子侠，抗战初期被孙殿英任命为冀察游击军第二路第一支队副司令，在行唐、曲阳、新乐、正定、藁城、无极一带打游击。范对失掉组织关系的共产党员深表同情，欢迎他们来自己的部队工作。但第二路司令夏维礼对此极为不满，制造矛盾，范深感苦恼。这时，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已经初步形成。聂荣臻、宋劭文等亲召范到阜平商谈抗战事宜，并派得力干部到范部帮助整训，传授游击战术。共产党的坦诚和无私帮助使范子侠深受教育。在当地活动的八路军和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一直同范子侠部保持着良好的合作抗日关系。
1937年10月上旬，国民革命军三十八军五二九旅一○五七团三营，奉命从紫荆关向滹沱河防线撤退时，与大部队失去联系，又在灵寿县北岗村与日军遭遇，伤亡惨重。所剩近百人，多有离队之意。在这关键时刻，4名中共党员挺身而出，组成临时党支部，把大家团结在一起，并在平山郭苏镇与八路军取得联系。第四军分区政治委员刘道生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根据其意愿吸收他们参加八路军，改编为七一七团部特务连。特务连在平山、阜平地区打游击，协助地方党组织扩军，保卫抗日政权。后来特务连奉命回归原建制，第四军分区又愉快地欢送他们归队。
同样，石家庄地方党组织也与国民党的地方武装进行了真诚合作。七七事变后，中共直中特委派遣组织部长傅贯一回到原籍赞皇县，和县委书记马芳庭一起，将县保安队和国民党县政府警察局武装合并，成立了拥有400余人的赞皇县抗日义勇军。此后县委又动员大批共产党员和抗日积极分子加入抗日义勇军。10月26日，日军昔阳支队，拟经赞皇西进，进攻山西。当行至赞皇县城东北槐河盐桥时，突遭抗日义勇军和国民党军侯如墉部伏击，敌人遗尸9具、汽车4辆，逃回元氏县城。槐河战斗是八路军主力未到赞皇之前，在中共赞皇县委推动下，国共合作的一次胜利战斗。
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真诚吸收国民党和爱国民主人士一起参政执政，对其中少数顽固坚持反共、破坏抗日的，则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抗战初期，石门周围各抗日根据地国共精诚合作，共同抵御了外侮。但随着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迅猛发展，国民党内的顽固势力开始抬头，破坏已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8年3月，在束鹿县抗日民主政府任县长的国民党员，对原国民党束鹿县、区要员委以重任。这些人上台后，不积极推行抗日工作却极力瓦解共产党组织，与共产党争夺领导权。4月，正定县长、国民党员曹孟良为阻挠农民群众减租减息，传讯陈家疃农会主任、杀害吴兴村中共党员王克绪；8月，灵寿县长、国民党员兰天，枪杀揭发贪污受贿的灵寿县中共党员刘庆山。类似反共事件屡有发生。对于这些反共顽固分子，中共地方组织区别不同性质，发动群众进行说理斗争，有的则撤职查办。对于极端反动，与日伪相勾结的，则予以处决。
在国共两党军队共同驻防地区，共产党八路军从团结抗日的大局出发，正确处理了我军与友军、抗日民主政府与友军等方面的关系，并注意解决有关实际问题。国民党侯如墉十三支队，在元氏周围的获鹿(南)、井陉(南)、高邑、赵县、栾城县等，疯狂扩充队伍，企图割据称霸。该部以抗日为名，强迫农民出粮出钱，交柴支夫，拿不出或稍有不满就打，轻者致伤，重者致死。据当时冀西各县不完全统计，有1／3村庄的村长被十三支队刑讯、逼跑或杀害。国民党军队的所作所为，严重地扰乱了社会秩序，破坏了抗日工作的正常开展。为了坚持抗战，坚持团结，1938年6月初，经八路军一二九师和冀西民训处积极倡导，决定在元氏县黑水河村召开一次由各方代表参加的军政会议，商讨国共两党两军如何团结抗日的问题。会上，我方充分揭露了侯如墉部等鱼肉农民、破坏团结抗日的种种事实，同时又晓以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大义，经反复协商，双方达成统一征派、统一分配粮款军需的协议。黑水河会议，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间内抑制了国民党军队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的行为，稳定了元氏、赞皇乃至冀西的抗日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