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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中共直中特委的成立及其领导的工农群众运动(四)

时间:2019-06-11 17:02:33文章来源:

四、石家庄工人罢工、农民抗捐斗争

1931年底,中共直中特委根据省委的指示精神,作出了《关于开展年关斗争》的指示,要求各县发动要“花红”、要双薪、雇工提高明年工资与待遇、贫苦农民要救济与分粮吃大户、小学生要津贴免学费等斗争。广大劳动人民为维护自身的生存权利,在中共直中特委的领导下,在开展抗日救国运动的同时,还进行着反抗阶级压迫和剥削的斗争。
 

井陉、正丰煤矿工人罢工 井陉、正丰煤矿的党组织虽然于1930年5月遭到重大破坏,但是经过一年来的恢复和发展,到1931年冬,正丰煤矿中共党员人数由原来的十几名增加到82名,井陉煤矿也发展到30余名。中共直中特委对两矿的工作十分重视,曾多次派人前往两矿指导工作,领导工人运动。1932年8月,建立中共井陉煤矿特区委员会和团特区委员会,正丰、井陉两矿也都分别建立了党、团支部。正丰、井陉两矿资本家以煤炭销售不畅、产品大量积压为借口,大大延长工作时间和增加劳动强度,大量裁减工人,以降低成本,减少损失。当时,工人的工资本来就很低,而资本家还借口亏损,只发给工人一半工资,其余一半连续拖欠。在工人无法维持生活的情况下,资本家和包工头趁机“开借”粮款,工人每借1元钱要月息1角,每借18斤米面,按24斤偿还。生活无着的工人们强忍着这种残酷的剥削,以维持生计。到1931年12月,井陉煤矿资本家不但拖欠工人数月的工资,而且还企图将过去已实行多年的发放“花红”取消。针对这种情况,直中特委派正定临时县委书记阎福玉等2人到井陉煤矿,按照特委《关于开展年关斗争》的指示,领导煤矿党组织与资本家开展“索资”和要“花红”的斗争。阎福玉等到矿后,与工人、共产党员李玉、耿仲德等人深入到工人群众中,进行广泛的组织发动,制定了斗争方案。斗争一开始,首先派出工人代表与资本家交涉,但得到的却是资本家的威胁和矿警的恫吓。在此情况下,党组织决定,以书面形式正式向资本家提出发放年终“花红”、补发欠薪等条件,限次年1月15日前答复,否则全体工人将举行大罢工。但是等到15日这天,煤矿当局不但未作答复,其头目高尚志还准备携款外逃。党组织领导数千名工人追到车站,卧轨阻拦,迫使高又返回矿上。1月16日,井陉煤矿全体矿工开始罢工,并且组织了工人纠察队。同时,推选出代表赴省请愿。经过两天的斗争,迫使煤矿当局答应了发放“花红”,在欠资未发前,局方不得再欠薪和复工后不得借故开除工人等5个条件,罢工取得初步胜利。
 

在井陉煤矿工人举行罢工的同时,正丰煤矿工人同资本家的斗争也正在酝酿着。1932年8月,直中特委派苏凤德、马玉堂、郭自修(郭强)、张帆等4人来到正丰矿,与井陉煤矿特区委一起领导工人斗争。为了工作方便,党组织帮助共产党员张千栋在北凤山开设了一个澡堂,作为矿特区委的主要活动场所。同时,恢复了两矿的党组织,井陉矿党组织由李玉、耿仲德、张文负责;正丰矿党组织由张千栋负责。两矿党组织的恢复,使井陉、正丰煤矿工人运动的开展又进入了新的阶段。这时,正丰矿资本家已积欠工人许多工资。工人们多次索资,矿方以各种借口推迟期限。1932年8月15日,矿特区委领导正丰矿3000多名矿工举行讨资罢工,坚持斗争24天。到9月7日,资本家被迫发放了两个月的欠薪,并增加了一些工资。为了把工人运动不断推向高潮,井陉矿秘密党员都以工人身份和工人劳动、生活在一起,利用矿工拜盟兄弟的旧习惯,建立了“煤窑会馆”“老君会”“社火会”“同乡会”等团体,共发展会员百余人。他们通过这些团体向工人讲述革命道理,领导工人秘密地在矿、厂、车间张贴标语,散发传单。还创办了《火车头》和《煤黑子》小报,向矿工宣传革命形势,鼓动矿工怠工、罢工,反对资本家欠资背利。经过斗争的锻炼和考验,在这一时期内,井陉、正丰两矿不仅党的组织有了较大的发展,而且还建立了由童工参加的少年先锋队组织。正丰矿资本家也和井陉煤矿资本家一样,借口有战争、煤销路不畅,不断拖欠工人工资,大批裁减工人,并实行排班制(不排谁,谁就不能上班),使广大矿工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特别是外工,三四天才能上一个班,根本维持不了生活。资本家与包工头乘机对工人放高利贷。开借期间,各号和各号不同。有的10天一借,有的半月一借,还有的20天一借,而开借1元,1月后要付1角钱的利息。工人无法度日,只好到资本家、包工头那里借债。矿工们曾进行过几次交涉,资本家只发给了极少一部分欠资。到1933年初,资本家已拖欠工人工资达五六个月。这时,广大矿工和家属挣扎在死亡线上,反对压支,反对包工制,反对借钱背利,要求发放欠资,提高待遇的要求越来越强烈。井陉矿特区委根据直中特委“在黄色工会中建立革命的反对派”的指示,在黄色工会中做争取工作,以组织各方力量共同与资本家进行斗争。工人于凤珠等人,原是黄色工会的主要领导成员,在共产党员的启发教育下,成为倾向革命的工人积极分子。接着,特委依靠“煤窑会馆”,在工人中串联酝酿罢工。根据矿工的要求,拟定了发清欠资、缩短工作时间等7项条件,并以《告工人书》形式印成传单,广泛散发和张贴在矿井巷道和工房里。3月上旬,罢工开始后,工人推翻了斗车,扔下镐钎,在张千栋等人的带领下,2000多工人冲向正丰矿办公西大楼。工人们高呼着“不给工钱不上工!”“改善生活条件!”“取消排工制”等口号,要求矿协理吴霖森尽快答复罢工条件。但是,一连三天过去了,资方总是找借口推诿。张千栋、宋明子等人按照特委的布置,一面继续和矿方交涉,一面带领部分工人进行卧轨斗争,阻挡煤车外运,使整个煤矿陷入停顿状态。矿方被迫答应了工人提出的大部分条件,但是,又提出让工会派代表到石家庄正丰公司去取款。矿特区委早已识破资本家的惯技,决定让“煤窑会馆”和黄色工会派出代表去石家庄取钱,如果资本家翻脸变卦,矿上就继续罢工。果然,三四十名代表到了石家庄,资本家只给钱花不发放工资,让代表们住旅馆、逛妓院,拉拢腐蚀工人,部分黄色工会代表被拉下了水。但以杨万英、于凤珠等人为首的工人代表,当场揭穿资本家的阴谋,据理斗争,声称如不付款,回去继续坚持罢工。终于迫使资本家给矿工补发了3个月的欠资。
 

井陉、正丰煤矿工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一次又一次地掀起罢工斗争,给了资本家和反动当局以沉重打击,对石家庄地区革命斗争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赞皇农民“三七请愿” 在井陉、正丰煤矿工人罢工斗争取得胜利之后,中共直中特委和赞皇区委领导赞皇县城以南50多个村庄的近万名农民举行了抗捐抗税斗争,史称“三七请愿”。赞皇,地处山区,地瘠民贫。广大贫苦农民生活本已十分困苦,又担负着沉重的苛捐杂税,加上1931年的灾荒,农业歉收,许多农户家已无隔夜粮。国民党县政府不顾百姓的死活,在临近年关之际,又以平民工厂赔了钱为由,要加征粮钱,后又宣称要成立度量衡管理所,得摊派开办费。以上两项每亩地要加征2角5分。贫苦农民怨声载道。为此,中共赞皇区委按照特委的指示精神,决定唤起民众觉悟,发动农民同反动当局进行一次斗争。
 

为了搞好这次斗争,区委在吕村召开了区委会议,讨论和分析了形势,决定在群众中公开提出“反对封建剥削,反对国民党不抗日”的口号,把经济斗争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于1932年3月7日发动组织群众趁县城赶集之日,进行请愿示威斗争。会后,通过党员秘密串联和散发传单等方式,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同时,利用教师联合会、平民夜校等阵地,公开在群众中进行发动。区委的决议迅速在群众中传播开来,并得到热烈拥护和响应,特别是城南乡的50多个村庄的贫苦农民普遍被发动起来,群众情绪异常高涨。为确保斗争获胜,根据直中特委指示,区委于2月中旬召开党员代表大会,参加会议的40多名党员,一致通过了区委关于发动群众进行抗捐抗税斗争的决议。会上还讨论提出了取消度量衡捐款、清算平民工厂账目和免去苛捐杂税等请愿条件。会后,各乡村党员又进行了分工,以村为单位进行组织,每百人编成一个中队,每20人编成一个小队,由党员分头领导。至此,一切准备工作就绪。3月7日黎明,严华寺村的大街上响起了紧促的铜锣声,村长、共产党员吕二歹用洪亮的声音招呼老乡们集合。这次斗争的总指挥、中共赞皇区委书记傅贯一(当时是严华寺小学教员),早早在村头等候。严华寺的农民请愿队伍一出村,一路路的请愿队伍从四面八方向县城前进。没有多久,几十路请愿队伍便齐集在县城南关的大广场上。共产党员董月三向群众作了简短的动员。紧接着,近万人的请愿队伍通过县城南门,开进了县城大街。这时,县城的各界人士和许多赶集群众受到鼓舞,也纷纷加入到请愿队伍的行列。请愿队伍来到县衙前的大街上,县衙的大门紧闭着。共产党员带领群众高呼口号,要求县长出来讲理。这时,大士绅王迪平(北潘村人)出现在县衙大门洞的鼓楼上。他一面向群众哈腰鞠躬,一面战战兢兢地说道:“捐税是上差,抗捐是违法。乡亲们,回去吧!不然,将事情闹大了,大家吃亏!”请愿群众强烈要求县长出来答话。不一会儿,县长周维垣提出要派代表谈判。于是,共产党员吕二歹等代表请愿农民说:“我们穷人都是代表,要谈判就给我们大伙一块谈吧!我们决不上当!”并上前提交请愿条件,表示若不答应,决不离开县城。县长周维垣一看势头不妙,满口答应了所提条件。想以口头应允的方式敷衍群众。但是,代表们喊出“空口无凭,立字为证”,要求他立即出告示并加盖官府大印,而周维垣佯称去取官印,却一走两个多小时不露面了,一时形成僵局。这时,区委当场召集各村代表紧急开会,研究对策。正在这时,饶羊村的农民代表陈景怒不可遏,顺着电线杆跳上了县衙围墙,一部分群众也越墙而入,打开了县衙大门。请愿群众像山洪暴发一般涌进了县衙。早有准备的反动当局凶相毕露,立即出动全副武装的警察和手持大刀的打手,向暴动农民扑来。在此情况下,请愿群众毫无惧色,冲上前去,砸坏了县衙的门窗,捣毁县衙的桌凳,与敌人展开英勇搏斗。正在乱打乱砸之际,县保卫团的一个班长,因和县长周维垣结下私仇,趁此机会,开枪将周维垣打死。反动当局借口群众开枪杀人,即令警察开枪,当场打死打伤群众十余名,又强行抓捕了高忠、陈景、张大丑等十几名群众代表。这时,保卫团将城门紧闭,又出动大批武装警察,抓捕请愿群众300多人。3月17日,国民党赞皇县当局为杀一儆百,镇压群众的反抗,将被捕的共产党员高忠杀害。至此,这场轰轰烈烈的农民抗捐反摊派斗争,在敌人的血腥镇压下失败了。
 

“三七”请愿斗争,是直中特委成立后领导的第一次农民请愿斗争,它在直中地区农民斗争史上产生了一定影响。斗争虽然失败了,但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显示了广大贫苦农民组织起来的强大威力。事后,中共直中特委书记李嘉年(黎玉)详细调查了赞皇人民反对加征钱粮银捐的情况,总结了这次斗争的经验教训,写成文章,刊登在党内刊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