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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中共直中特委的成立及其领导的工农群众运动(五)

时间:2019-06-11 16:59:57文章来源:

五、中共北方会议精神的贯彻和直中特委的曲折发展

正当直中特委的各项工作迅速展开,党的思想组织建设已初见成效,工农学生运动得到蓬勃发展之际,中共河北省委继续盲目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路线,无视敌强我弱的基本事实,作出了一些不合时宜、对革命发展产生极大危害的决定、决议。1931年12月8日,河北省委发出《反帝运动决议》和《关于职工运动的决议》。两个《决议》错误地估计了全国及河北的形势,认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不是为了征服整个中国,变中国为其殖民地,而主要目的在于进攻苏联,促使“满洲问题”的尽快解决。同时,过分强调阶级矛盾的尖锐而忽视了民族矛盾的急剧发展,使党完全脱离了继续领导和推动群众抗日斗争的正确轨道,致使党组织和革命事业遭到严重损失。从1931年初到1933年7月,河北省委先后5次遭到大破坏,直中特委也先后4次遭到破坏。
 

1932年初,担任团省委书记的吴正廷,来直中检查指导工作。这时,直中地区的抗日救国运动在特委的领导下,正轰轰烈烈地进行着。应当说,直中特委的工作指导思想是正确的,方法是得当的,成绩也是突出的。但是,吴正廷听取汇报后,并未对特委的工作给予肯定,对人民群众的抗日反蒋热情给予鼓励和支持。而是对特委的工作表示出极大的不满,严加批评。称特委没有很好地贯彻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犯了严重的原则性错误;批评特委不提出“拥护苏维埃,打倒国民党”的口号是右倾机会主义,是与中央、省委的步调不协调、不统一;认为“抵制日货”和“经济绝交”是资产阶级的口号,是资产阶级企图利用“抵制日货”的机会去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并以此去加紧剥削工人等等。要求特委立即贯彻执行省委决议,尽快发动城市罢工、农村暴动和国民党士兵的哗变,大搞飞行集会,从而创建和扩大新苏区,争取局部的首先胜利。此后,直中地区抗日反蒋活动消沉了下去,随之出现了罢工、罢课、请愿、示威等冒险的行动。如1932年3月7日赞皇农民的万人请愿示威,不但数百人遭到抓捕,而且由于党组织的领导骨干被捕或被迫外出,整个县的党组织遭到破坏,甚至停止了活动。同年5月间,正定七中党团组织曾组织了一次反蒋飞行集会,有4名学生当场被捕。事后,学校当局还开除了十几名党团组织的积极分子,使本来十分活跃的七中学生运动一时处于消沉状态。
 

由于上述活动严重脱离实际,背离党内外群众的迫切愿望和要求,一些群众性的冒险活动引起国民党当局的警觉,使敌人更加紧了对革命活动的镇压。1932年春,特委工作人员曾多次遭到警察当局的跟踪暗访,特委组织部长柏常青(柏玉生)曾被敌人抓捕,而后侥幸逃脱。不久,已背叛革命的原团省委书记吴正廷又到石家庄活动。为此,直中特委就此专门向省委作了汇报,为防不测事件发生,请求调换特委领导成员。经省委批准后,柏常青和工运委员王怀德于同年4月先后调离石家庄。之后,省委又派清华大学学生李耕田和共产党员张子华来石接替特委的工作。特委书记李嘉年和秘书傅贯一也准备交接完工作离开石家庄。一天,当李嘉年从元氏巡视完工作返回石家庄,到特委驻地傅贯一开设的针灸所时,二人当即被敌人抓捕。至此,直中特委组织第一次遭到重大破坏,而其他各县党组织(除赞皇之外)由于没有暴露,不仅未受到太大损失,而且还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
 

这一时期,特委所属各县由于组织基础、工作能力水平以及地理位置的不同,党组织的发展很不平衡。元氏、正定、灵寿、井陉、赵县等县组织比较健全,工作比较活跃。其共同特点是,党团组织发展较快,党的组织生活坚持得较好,群众斗争开展得比较活跃,党费征收比较及时,能够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适时开展工作,党的组织在当地有一定的号召力和群众基础,党团组织呈现出不断发展壮大的上升趋势。
 

1932年6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要求在河北、山西等地发动兵变和工农运动,立即创造“北方苏维埃区域”。之后,河北省委通过了《河北省委接受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的决议》,提出“在河北发展游击战争,创造新的苏维埃区域与红军,已经是摆在议事日程中的实际任务”,确定保属、直中、直南等8个地域是全省暴动的中心区域。
 

中共直中特委调整后,特委由张子华(宏庆隆)、苏凤德和李耕田3人组成。李耕田来石后,省委负责人向他交代到直中的基本任务,就是恢复并扩大党的组织,在农村中积极发动游击战争,开展土地革命,准备武装暴动,创造条件在灵寿一带山区建立红色根据地。此时,苏凤德正积极准备慈峪暴动,李耕田也立即投入到这一工作中来,并且很快批准了灵寿县委关于举行慈峪暴动的方案。随后,于1932年6月23日领导了第一次慈峪暴动。暴动失败后,特委认为失败的原因之一是缺乏领导武装斗争的经验。于是,请示省委派一名懂军事的工作人员来石作指导。不久,省委派张梅村(大眼张)来到特委协助工作,同时还调来元氏县委书记魏儒略(魏士珍)充实领导力量。调整后的特委由李耕田任书记,张梅村任军委书记,魏儒略任组织委员,张子华任宣传委员,苏凤德负责团的工作。7月12日,特委制定并下发了《直中特委两月工作计划》,提出:“抓紧一二县份,发动游击战争,建立新的红军与苏区;加紧发动和领导群众日常经济的政治的斗争;开辟职工及兵士工作——这是直中党目前的中心任务。”此后,特委又多次发文指示,要求正定、灵寿、新乐、行唐等县组织农民武装暴动。
 

中共直中特委由于受“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影响,盲目举行多次暴动,给石家庄地区党组织造成很大损失。1933年1月以后,直中党组织连续数次遭到重大挫折和破坏,先后有80多人被捕,其中各级党的负责人和主要骨干分子40余名。
 

1933年3月17日,叛徒吴正廷再次潜入石家庄。在他的指认下,直中特委书记李耕田在石家庄被捕,敌人从他身上搜到了召集各县党组织负责人开会的通知书,随即李耕田也自首变节,供出了直中各地党组织情况,致使特委及各县党组织遭到重大破坏。被捕的有7名特委委员和37个县、区委主要负责人,特委机关遭破坏,文件、印刷机、武器等大部被抄走。未被捕的各级党组织负责人及活动分子,被迫外出或分散隐蔽,特委与各县关系全部中断。从此,直中地区的形势急转直下,革命活动进入异常困难的阶段。
 

1932年3月赞皇三七请愿失败,特别是1933年1月五县联合暴动失败后,特委对继续发动武装暴动产生了怀疑,甚至采取抵制的态度。但这一时期,中共直中特委在领导职工运动、学生运动、农民经济斗争和宣传鼓动、抗日反帝工作及党团组织的建设等方面,投入了相当的力量,工作是有成绩的,党的各项工作都有较大发展,特委所属组织进一步扩大。直中特委从建立之初,省委即明确应管辖直中地区所有各县党的组织,除石家庄地区大多数县以外还包括阜平、安平、深县和宁晋等县,但由于种种客观原因始终未能统管起来,实际上只领导了10县1市党的工作。1932年冬,中共保属特委将行唐、束鹿两县党的组织关系移交直中特委;原属直南特委领导的栾城县党组织也划归直中特委领导;此外,临城县党组织同直中特委接上关系,归其领导。至此,直中特委实际工作范围达到13县1市。但是,由于党内“左”倾错误的影响,中共直中特委及其领导的各级党组织,艰难地走着曲折发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