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访问石家庄党史网——中共石家庄市委党史研究室官方网站

第四节 中共石家庄地方组织的恢复及其领导的抗日救国运动(一)

时间:2019-06-11 16:32:48文章来源:

一、中共直中临时特委的成立及其领导的农民经济、武装斗争

1933年3月,中共直中特委书记李耕田被捕后变节,直中地区的环境变得更加残酷。4月以后,直中党组织与省委失去联系。这时,原特委组织部长魏儒略、秘书长姜纪五等和元氏、正定、新乐、赵县、藁城等县委主要负责人相继被捕,特委只留有张子华、张梅村、袁致和和张本录等人,未被捕的各县负责人和积极分子,大部分外出隐蔽。为了继续坚持党的工作,组成了由张梅村代理书记、袁致和任组织部长、郭强任职工部长、张本录为团特委书记的中共直中临时特委。临时特委组成后,为尽快恢复党的工作,与各县党组织取得联系,遂派袁致和、郭强等人到各县活动,派张子华、苏凤德等人急赴省委汇报情况。7月,直中团特委书记张本录叛变革命,带领敌特人员四处指捕共产党人,石家庄形势异常紧张。加之同省委失掉联系,特委大部分人员一时束手无策。此后,代理书记张梅村在去省委汇报工作的途中被捕,郭强等人也在石家庄被捕。与此同时,叛徒张本录还带领敌特在石家庄搜捕袁致和及其他工作人员。显然特委机关已不能在石家庄立足。袁致和遂带领马玉堂、夏福海、魏华等机关工作人员,离开石家庄撤往藁城南部的东刘村一带农村,继续负责直中特委的工作。据同年4月30日直中特委《关于目前党的状况的报告》记载:“小李(指李耕田)被捕后直中党所受之损失……(被捕者)石庄(石家庄)13人,井陉特区(指矿区)3人,井陉县3人,临城2人,赵县2人,藁城2人,正定2人,新乐1人,灵寿1人,元氏3人……特委本身的干部7人”。“吴正廷住在这里,特委的几个同志,出门非常困难”,“环境已不允许在此地再继续下去”。由于此时省委也遭到敌人的严重破坏,已无力顾及各地工作,因此,特委也中断了与省委的联系。随后,袁致和代理直中特委书记,同特委委员马玉堂、王友林,秘书长宋侠村(袁致和的爱人,同年7月底8月初由省委派来),团特委书记夏福海等,以临时特委的名义在藁城、赵县、栾城三县交界地带的农村开展工作。当时,三县的党组织都程度不同地遭到破坏。藁城县委书记王新洲已被捕,县委两名成员已外出躲避;藁北农村党组织由于有的参加了五县联合暴动,也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活动很困难。藁城南部农村的党组织,未参加五县联合暴动,没有暴露,仍坚持秘密活动。党的活动分子田秋芬等人,此时正在串联一些党员寻找上级领导机关。赵县县委在特委遭破坏的同时也遭破坏,所属各级党组织基本停止了活动。但在赵北的大马村一带,由藁城县党组织发展的一些党员,同藁南农村党组织一样,坚持单独活动。栾城县党组织在特委遭到破坏时没有受到牵连,县委书记孙佐周等县委成员,继续领导各级组织开展工作。
 

直中临时特委成员来到藁南后,迅速开展工作。马玉堂、夏福海均系本地人,熟悉情况,经常与袁致和一起,以挑货郎担为掩护,走村串巷,往来于各村进行活动。不久,便将赵、藁、栾交界地带农村党的组织恢复起来,统一于临时特委的领导之下。7月底,在临时特委领导下,建立藁城中心县委员会,田秋芬任书记,苏洛斋、张洛秦分任组织和宣传委员,特委成员马玉堂和夏福海也参加了中心县委的工作。此后,在特委和中心县委的领导下,赵、藁、栾三县交界地带和部分县的党组织很快恢复和发展起来,工作得以开展。到1933年底,藁城中心县委下属支部40个,有党员500余名,团员发展到900余名。在基础较好的南席、东刘村、南楼、马庄、四六、大奉化6个村建立了中心支部,负责周围各村党组织的工作,形成若干个党组织活动的中心区域。同时大部分村庄组织了党的外围组织穷人会,入会人数达到600余人。赵县北部,原来只有大马村一个党支部,党员10余名,其余三四个村只有个别党员。这时,已建立13个支部,党员50余名。栾城县建立支部9个,有党员80名。灵寿建立支部12个,党员190余名。到次年春,特委还在灵寿组建了临时工委。同时还恢复和新发展了元氏、获鹿、正定、行唐、无极、赞皇等县党组织,有的县建立了县委、区委等组织。获鹿县原建有区委,主要在永壁一带活动,直中特委被破坏时未受到牵连,后即同临时特委取得联系。1933年10月,区委书记周庆国被捕叛变,区委被破坏后停止活动。新乐县党组织在直中特委遭破坏时,各级党组织基本停止了活动。不久,县委委员田友三联系部分党支部恢复了活动,并同临时特委接上了关系,组成了新的县委,田友三任书记。新乐县委一直活动到1934年4月,田友三被捕,党组织再次遭到破坏。石家庄市内也恢复和发展了十几名共产党员,建立了党的交通机关。
 

在恢复党组织的同时,临时特委还领导农民进行了一系列的经济斗争。如说理抗债、抗捐抗税,分粮吃大户等。特别是1933年秋,藁南一带农民的拾秋、拾棉花等斗争,给当地豪绅地主以沉重打击。当时,在藁城东南部的贾村、正公、南楼、北楼、武家庄、仓德、陈庄等村均是产棉村,自古就有秋后拾落地棉花的习俗。但一到秋收,地主对拾落地棉也横加限制,派团丁持枪日夜巡逻,不准穷人进入棉花地一步。一时间,广大农民与地主之间形成尖锐对立。藁城中心县委在直中临时特委代理书记袁致和主持下,召开有田秋芬、朱诚、韩庆元等主要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会上,分析了当时秋收斗争的形势,决定利用霜后拾落地棉的习惯,在贾村一带发动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斗争。会议决定,由中心县委委员韩庆元组织指挥这次拾落地棉斗争。
 

会后,韩庆元先在北楼村召开了积极分子会议,传达了中心县委的决议,研究并制定了发动群众的行动计划。之后,分头进行串联。1933年10月25日夜,在北楼村又召集了贾村一带六七个村党支部负责人开会,进一步传达县委会议精神,明确当前党的主要任务,就是开展群众性的拾秋斗争,要求所有党员必须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并研究了拾落地棉斗争的具体部署,确定这次首先打击的目标是贾村地主马洛佩,之后,再发动群众向其他地主开展拾落地棉斗争。同时,规定凡是一般群众拾的棉花,全部归个人所有;共产党员拾的棉花,一部分归个人,一部分集中起来卖掉,用所得款购买枪支、弹药。当晚,党员和积极分子就分头行动,做群众的串联组织工作。到26日上午,已组织串联群众200多人。10月26日午饭后,贾村的党员杨峰山、杨洛帮等人带领本村群众,提前赶到村南马洛佩的棉花地附近待命。随后,南楼、北楼、正公3个村的群众,手拿包袱、箩筐、布袋等,也赶到贾村,约计五六百人。这时,韩庆元向群众作了简短动员后,第一个冲进棉花地里,人群紧跟其后,蜂拥而入。一场紧张的拾落地棉斗争开始了。约半小时后,周围村的四五百人也赶到这里,在马洛佩200多亩棉花地里,集聚了1000多人。马洛佩闻知后,当即带领20多名全副武装的团丁,向棉花地扑来。总指挥韩庆元等人鼓励群众不要害怕,只要人心齐,地主不敢动咱们。这时,拾落地棉群众都停了下来,紧紧围拢在一块,准备与马洛佩斗争到底。
 

在荷枪实弹的团丁簇拥下,马洛佩壮着胆子来到人群前,指责群众无法无天,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抢自己的棉花,并命令团丁上前抢夺群众拾的棉花。于是双方厮打起来。这时,韩庆元站出来,同地主进行说理斗争。团丁立即把韩庆元押走了。正公村、北楼村、贾村等村的党支部书记,当场召开紧急会议,带领群众赶到局子要人,同时将地主马洛佩家围了个水泄不通。在群众的强大压力下,韩庆元被放了出来。在韩庆元的带领下,群众又连夜冲到地主马洛佩的棉花地里,将那200多亩落地棉花拾得一干二净。这次斗争在藁城及周围县影响很大,不少地方也加以效仿,组织群众开展拾棉花斗争。
 

拾棉花斗争后,农民经济斗争高潮迭起。在临时特委和中心县委领导下,藁城陈村、苍德、织锦、正公等村党支部组织发动200余名党员、群众,抢收了武家庄地主武小丰60多亩玉米。栾城县委发动故意、王宫、北郄马、南赵台、乏马、寺上等村群众,摘了地主的棉花,这些斗争先后都取得了胜利。
 

在开展经济斗争的同时,临时特委还注意进行广泛的政治宣传,扩大党的影响。同年10月,赵县北部的朱家庄、四德、冯家庄、大马、冬子、杨家庄等10多个村的党员,在临时特委和中心县委领导下,利用各村庙会,举行抗日反蒋大宣传。无极县委发动全县党员开展贴标语、散传单活动,传单撒到县国民党部办公室。栾城县故意、王宫等党支部,组织百余名党员到马家庄等地宣传。行唐县利用阎庄庙会散发传单,宣传反帝反封建和反压迫的道理。
 

临时特委在与省委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一面组织所属党的组织开展活动,一面设法与省委联系。1933年暑假,通过栾城一名在北京大学学习的团员,找到团省委,进而同省委取得了联系。10月,临时特委委员马玉堂、夏福海在一次飞行集会中被捕后,团省委又派白坚来直中代理团特委书记。1934年1月,袁致和前往天津汇报工作,后留省另行分配,此时特委书记由唐山王(王友林)代理。省委派苏群(大白)赴藁城,以省委特派员的身份指导特委工作,后在去省委与袁致和交接工作途中,遭敌逮捕。同年5月下旬,省委派李嘉年(黎玉)到直中巡视工作。6月1日,李嘉年向省委写的书面报告中说:“根据省委红五月工作决议,首先帮助他们制定红五月、六月工作计划,主要内容是:健全特委领导;建立石门产业工人工作;建立雇农工会;妇女工作;组织工作;为提拔三十岁以上的干部而斗争;为建立五至十个模范支部而斗争;建立几个区的区委会与工作委员会(无极、赵县、获鹿等)。”同月,省委派傅贯一到直中临时特委传达省委指示,并调宋侠村、白坚到省委另行分配工作,临时特委成员实际仅留王友林一人,这时的直中临时特委已处在十分困难的境地。党的工作主要由藁城中心县委领导。不久,藁城东刘村的共产党员梁梦林被捕叛变,供出了临时特委书记王友林,并于同年9月13日,带领敌人将王友林等4人抓走。至此,坚持了近3年的直中特委工作处于停顿状态。同时,临时团特委书记、藁城中心县委委员韩庆元到省委汇报工作时在天津被捕,中心县委与省委又中断了关系。
 

1934年11月,为适应新的形势,中共藁城中心县委自动改组为赵(县)藁(城)栾(城)中心县委员会,并充实了领导力量,继续领导赵县、藁城、栾城三县交界地带的工作,朱诚任书记。这时,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中心县委认为已经具备了推翻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条件;还认为只要藁城农民武装起义搞起来,名声传出去,就会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于是,中心县委在南古庄村召开会议,决定组织起2000余名以党团员为骨干的农民队伍,于1935年1月13日夜,以东刘村为中心举行武装暴动。但是,由于情况变化,加之暴动队伍过早采取行动,致使暴动遭到镇压。暴动失败后,进一步暴露了党的组织,国民党反动当局到处搜捕和镇压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东刘村的共产党员刘五奎、刘小眼等多人被捕,中心县委成员遭通缉,白色恐怖笼罩在赵藁栾一带,党的活动非常困难。至此,中共石家庄地方组织完全与上级失掉了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