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夏，日本侵略者加紧向华北进犯，国民党政府继续屈服于日本的压力，与日本相继签订了《秦土协定》《何梅协定》，将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奉送给日本，后又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使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从军事、政治、经济上控制了华北。蒋介石集团对日妥协卖国、对内积极反共的政策，遭到了全国各阶级各阶层爱国人士的坚决反对，并深感亡国灭种已迫在眉睫。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为了团结全国人民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于1935年8月1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全国同胞，不分阶级、不分党派“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这一号召迅速获得全国人民的响应。12月9日，北平爱国学生在共产党领导下，英勇地举行了抗日救国大示威。从此，全国掀起了支持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运动。
 

消息传到石家庄后，刘汉平和党支部成员研究决定，发动石家庄的学生、工人声援北平学生的抗日爱国运动。组织平汉路扶轮学校学生自治会编印了传单，准备上街游行。朱效成、周家华利用讲课的机会，对学生进行爱国教育和思想发动。他们给学生讲解抗日救国道理，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揭露学校当局“读书救国”的谬论，并同校长、蓝衣社特务马荣九在课堂上进行面对面的斗争。这一举动大大激发和鼓舞了学生们的爱国热情，纷纷要求上街游行。于是，共产党员朱效成、周家华和正太铁路职工学校教员王书良、康瑞华等带领两校学生上街游行示威。第二天，全市学生、工人、市民等4000多人，又继续举行游行示威。与此同时，正定、井陉等县的爱国学生也纷纷起来声援一二九运动，举行示威游行和掀起抗日宣传运动。这表明，石家庄人民的革命斗争，必将随着一二九运动的爆发而走向新高潮。
 

声援一二九游行以后，刘汉平马上召开支部会议，总结了游行的经验，分析了形势，认为这次游行是成功的，对全市各界群众震动很大，激发了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也震慑了特务分子。但是，要提高警惕，防止敌人采取更加毒辣的手段进行报复、迫害。
 

当时，石家庄存在着多种反动政治势力，政治情况异常复杂。一是蒋介石的驻军及其特务组织，二是冀察政务委员会宋哲元的势力，三是阎锡山在石家庄的统治势力。这三种反动势力虽然在镇压抗日救国运动方面是完全一致的，但是他们之间又互相排挤，争权夺势。这就使石家庄形成了一个“三管三不管”的特殊地区，也给中共石家庄地方组织利用其矛盾开展工作提供了条件。石家庄党组织根据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河北省委的指示，广泛发动民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大力进行了组织各界爱国人士的工作，建立了各种抗日救亡组织，开展了公开的各种各样的抗日救国运动。
 

中共直中特委、石家庄市委，把团结领导全市人民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作为首要任务，发展和建立各种群众抗日救国组织，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并决定马次青、朱琏以公开身份参加抗日工作。1936年5月，马次青按照市委指示，动员石家庄市及周围一些县的知名人士，共同组织成立了冀中人民抗日救国会，并印发了《告同胞书》。同时，石家庄抗日民族先锋队(下简称“民先队”)派出代表，随北平学生南下到南京请愿。为了加强抗日宣传，1936年春，石家庄市委通过共产党员联合进步知识分子创办了《正言报》和《北风》半月刊，通过在《华北民报》当编辑的共产党员陈荣，掌握了这家报纸，并通过这些报纸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抵抗主义，教育人民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为了适应各阶层群众的要求，在这些报刊上开办了时事、法律、医药、青年文艺、新文学运动等各种副刊。每一副刊有一名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联系有关方面的进步人士联合进行编辑工作。这样既做了宣传工作，又团结了抗日救亡活动的积极分子。
 

为了团结各界群众投入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夏，以党员、民先队队员为骨干，组织了有各阶层人士参加的业余歌咏队、话剧团、跑步团、国术团、自行车队等群众团体。其中以朱琏、赵子岳为首的业余歌咏队、话剧团最活跃，他们编印了《大家唱》抗日歌曲小册子。各抗日宣传组织分赴农村集市、庙会，市内街道、车站和驻军中，利用演戏、讲演、写标语、散传单等多种形式进行宣传。在歌咏队演唱抗日救亡歌曲时，经常有许多群众和军队的下级官兵与他们同声合唱。他们在东北军中进行宣传后，一些下级军官和士兵不仅主动参加了他们的活动，还纷纷要求打回老家去，抗击侵略者。石家庄的抗日救亡运动初步形成高潮。
 

中共直中特委和石家庄市委还紧紧围绕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党的工作，提出了“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人们联合起来，抗日救国”的口号。共产党员朱琏、马次青以医生和正太铁路局职员的身份负责石家庄各界上层人物和各行各业的统一战线工作。朱琏是石家庄比较有名望的妇科医生，自开办朱琏诊所后，不仅为工人和贫苦市民送医看病，也经常出入石家庄美孚银行行长等上层人物家里，为他们的家属子女看病。朱琏高超的医术赢得了他们的信任，利用看病的机会向他们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在朱琏诊所开业时，石家庄一些上层人物纷纷前来祝贺。朱琏组织的抗日宣传活动，一些上层人物主动携太太、小姐前来参加。另外，朱琏还配合石家庄公安局举办儿童健康竞赛会，编印《儿童健康简要》小册子，帮助实施地方卫生行政与卫生教育等工作，积极进行社会公益事业。这样，不仅掩护了党的工作，同时也团结了石家庄一些上层人士。
 

1936年8月，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感召下，主张联共抗日的国民党东北军首领张学良，派倾向革命的黄显声到石家庄任东北军五十三军副军长兼一一九师师长。黄显声早在九一八事变时，就与共产党有联系，主张联共、反蒋、抗日。他到石家庄后，也要求共产党派人做五十三军的工作。由于共产党员孙志远与黄显声熟悉，因此，上级遂派孙到一一九师协助黄显声工作，并担任师部秘书兼书记处书记和手枪队队长。孙志远到一一九师后，立即开展党的工作，在驻石家庄、井陉的两个团里建立了党组织，在军队中抽调一部分青年士兵和北平进步学生成立教导营，培训了大批干部和抗日骨干。这时，孙志远已和石家庄市委取得了联系，共同组织领导地方和部队的抗日救国运动，师长黄显声也积极给予配合和支持，把石家庄的抗日救国运动推向了新的高潮。
 

同年11月，中国国民政府绥远省主席兼第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率部在绥东抗日，收复百灵庙，全国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援绥运动。石家庄市委遵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领导人民积极参加援绥运动，并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石家庄组成了由石门商会、律师工会、学生联合会、商行经理、报界人士参加的石门各界慰劳前方将士联合会。共产党员朱琏、马次青成为联合会的主要成员。联合会成立后，组织了工人、商人、律师、学生、妇女等募捐队。朱琏带领妇女募捐队挨家挨户募集捐款，亲自登台参加京剧公演募捐。一些上层人物的太太、小姐也参加了妇女募捐队。联合会用各界人士的捐款购买了慰劳品。正太铁路局文书科的工作人员，编印了传单，制作了“慰绥”大旗，各界选派代表组成了石门各界慰绥代表团，并选派马次青率代表团前往绥远慰问抗日将士。慰问团出发前遭到了国民党特务的阻挠，正太铁路局也限制马次青去绥远慰问。为此，一一九师师长黄显声亲自和正太铁路局交涉，排除了阻挠。12月29日，马次青一行携带锦旗、慰劳品和捐款离开石家庄，经太原、大同，于1937年1月1日到达归绥。慰绥代表团一路上积极宣传党的团结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在太原，山西省长赵戴文、阎锡山的参谋长朱绶光接受了代表团献的锦旗。傅作义将军接见了代表团，接受了锦旗和慰劳品，并请代表团共同进餐。同时，正太铁路工人每人捐献一天的工资，同正太铁路员工救国会集资的1000元，一同寄给了傅作义抗日部队。接到捐款后，傅作义将军遂复电感谢正太铁路工人的支援。电报称：“兹承贵局汇大洋1000元，悉出爱国热忱，用以鼓励士气，谨当拜领，谊不容辞，惟有奉扬仁风，切加激策，庶期三军振奋，效命疆场，本此血诚，亦即仰答爱国同仁所厚赐也。”西安事变发生后，傅作义在石家庄转乘火车赴太原面见阎锡山，黄显声和马次青以友军和石门各界慰劳前方将士联合会的名义热情接待，鼓励他联共抗日。傅作义离开石家庄时，石家庄各界代表、黄显声和一一九师部分官兵到车站送行。
 

为了推动抗日救国运动的不断发展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扩大，石家庄市委创办了《北风》半月刊。《北风》的宗旨是反映人民大众“救国图存”的要求，褒扬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抨击对抗日救亡运动的各种非议。市委书记陶希晋以索夫为名任主编。《北风》创刊后，得到了石家庄及北平、太原等地各界知名人士和进步知识分子的热情支持，有的还给予经济上赞助，并积极为《北风》撰稿。
 

1936年下半年，由于石家庄市委认真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断推动抗日救国运动的发展，从地方到部队，从工厂到学校，全市的工人、学生、妇女、商人、市民，资本家老板、太太、小姐都投入到了抗日救亡运动，形成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石家庄各阶层人民的抗日救国高潮。12月，获鹿县国民党党部书记卢祝尧借《北风》侮辱了回民并说《北风》的封面太凄凉，煽动不明真相的回民闹事，要砸《北风》编辑部，下令查封《北风》。1937年1月，《北风》改名《北光》继续出版。但是，石家庄特务机关又扬言要逮捕市委书记陶希晋和市委妇女委员朱琏。国民党五十三军军长万福麟寻借口把黄显声扣在保定，并撤销了黄显声一一九师师长的职务。在此情况下，陶希晋、朱琏等人暂时外出躲避，使石家庄的抗日救国运动一度受到挫折。但不久，陶希晋和朱琏又回到石家庄继续领导石家庄人民的抗日救国运动。5月初，共产党员吕正操到石家庄，任改编后的东北军一三○师六九一团团长。吕正操到石家庄后，立即和石家庄市委取得了联系，决定由部队协同石家庄市委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六九一团官兵和正太铁路工人组织了歌咏队，歌咏队演唱《五月的鲜花》《大路歌》《大刀进行曲》《救亡进行曲》等抗日救亡歌曲，以激励官兵和群众的抗日热情。部队还和石家庄市委共同组织召开了群众大会，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使石家庄的抗日救亡运动又得到蓬勃发展。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石家庄各界人民一致要求团结抗日。7月中旬，六九一团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关于留在敌后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指示，背负着石家庄人民的希望，奔赴前线，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从石家庄火车站出发时，他们在火车上提出了“向后退却，北上抗日”的口号。同时，中共直中特委、石家庄市委领导石家庄各界人民开展了抗日支前和更广泛的抗日宣传活动。
 

为了加强对抗日支前工作的领导，石家庄市委组建了各界抗日救国会和抗日支前组织。首先，在石门各界慰劳前方将士联合会的基础上，成立了全市性的石门各界抗日救国会。这是一个抗日统一战线组织，由各界代表参加。市委书记陶希晋和共产党员朱琏、马次青等为常务委员。接着，又成立了石门妇女、工人、青年、学生、商界抗日救国会。各救国会成立后，组织了各种支前活动，参战部队在石家庄设立了后方医院。朱琏、陶鲁笳等组织妇女、青年和学生成立了红十字会、募捐队、慰劳队、服务队、救护队。朱琏亲自培训救护队员，并组织女工和工人家属给伤员洗衣服，动员军人家属给亲人写信，鼓励他们在前方努力杀敌，打击侵略者。1937年9月，日本帝国主义对石家庄进行疯狂轰炸，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和损失。9月14日、19日两次空袭，仅在大兴纱厂就投弹近20枚，炸伤工人数名，工厂被迫停工。在敌机空袭期间，市委一面组织群众防空，一面组织工人、商人抬担架，朱琏带领救护队抢救受伤的群众。宣传队也活跃在大街小巷，号召群众团结起来控诉日本侵略者侵占我国领土、轰炸我和平同胞的罪行，鼓励人民坚定抗日到底的决心。9月中旬，周恩来受党中央委托，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就坚持华北抗战、协同作战等问题，从太原到保定同国民党驻军将领徐永昌谈判。周恩来及彭德怀、南汉宸、续范亭、边章五一行途经石家庄时，石家庄市委以石门各界抗日救国会名义召开群众大会，欢迎周恩来等莅石。周恩来、彭德怀先后在大会上讲了话，号召大家团结抗日。这给石家庄广大群众的抗日情绪以极大的鼓舞和支持。
 

平津沦陷后，杨克冰、赵德尊、葛文等带领一批北平学生到石家庄。石家庄民先队队长陶鲁笳和葛文等人立即组织了平津流亡同学会。该会得到石家庄开明人士、葛文的祖父葛建堂的支持。同学会设在石家庄民生街葛建堂的家里，北平流亡学生住在这里，并在这里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同时，在市委领导下，葛文、陶鲁笳等还组织北平学生在石家庄市区演讲，进行抗日宣传，发动各行各业投入抗日运动。葛文、陶鲁笳到正太饭店，要求石家庄国民党当局准许人民自由结社，给人民言论自由，希望他们在民族危急的情况下团结抗日。1937年8月，正当石家庄人民的抗日支前活动形成高潮时，李默庵的国民党十四军开进石家庄。李默庵坚持国民党的片面抗战政策，与石家庄反动当局相勾结，破坏石家庄人民的抗日救国运动，限制人民的抗日活动。石家庄人民在市委的领导下，展开了一场反对国民党片面抗战、争取抗日救国权利的斗争。李默庵到石家庄后不久，即称石门各界抗日救国会没有力量，要改组，并强调救国会必须归驻军直接领导。于是，李默庵以突然袭击的手段，召开了由他们指定的人员参加的“救国会”常委会，原救国会的大部分常务委员除朱琏以外，将积极从事抗日救国运动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全部除名。还以“国还没亡，救什么国”为由，把石门各界抗日救国会改为“石门各界抗敌后援会”。随后，又下令解散了石门妇女抗日救国会、石门青年抗日救国会、石门工人抗日救国会等各界抗日救国组织。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直中特委和石家庄市委为了维护已经形成的石家庄抗日救国统一战线，决定冷静从事，沉着处置。以妇女打先锋，发动各界群众进行争取抗日救国权利的斗争。根据市委的决定，朱琏首先带领石家庄各界妇女，开展了要求恢复石门妇女抗日救国会的请愿斗争。1937年8月的一天，几百名由女工、工人家属、市民、店员和资本家太太、小姐组成的队伍，在朱琏带领下，高呼抗日口号直奔李默庵军部，一字横排在军部大门口，高呼“我们不当亡国奴!”“恢复妇女抗日救国会”的口号。妇女们的爱国行动得到了国民党士兵的同情。在妇女们的强烈要求下，李默庵让请愿妇女派代表谈判。朱琏作为代表和李默庵及其参谋长进行了谈判。她申诉了妇女们要求抗日救国的理由，提出了恢复妇女抗日救国会的要求。李默庵迫于压力，答应了妇女们的要求。朱琏接着又提出了召开恢复妇女抗日救国会的大会，并要求军队派士兵保护会场。当天晚上，全市妇女在劝业场召开了大会，朱琏在会上宣布石门各界妇女抗日救国会正式恢复。会后，带领妇女举行了游行示威大宣传。要求恢复妇女抗日救国会的斗争取得胜利后，石家庄的工人、青年、学生等也纷纷请愿，提出妇女能救国，我们为什么不能救国!李默庵被问得无言可答，只好应允其他抗日救国会均可恢复。
 

各抗日救国会恢复了，但是石家庄各界抗敌后援会的权力仍然被李默庵把持着，各界人民的抗日救国活动受到限制。因此，为了争得真正的抗日权利，市委又领导各界人民利用纪念九一八事变6周年的机会，进行恢复石家庄各界人民抗日救国会的斗争。9月18日这天，石家庄各界在升平剧院召开纪念大会。各界群众和平津流亡学生参加了大会。石家庄反动当局的头目也登上了主席台。他们在讲话中极力贩卖国民党“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政府”的谬论，鼓吹片面抗战，并说“抗日是政府的事，群众要服从政府领导”。这个讲话，激起了与会群众的强烈不满。朱琏作为大会执行主席也讲了话，陈述了石家庄各界妇女在抗日救国运动中的作用，揭露了“石门各界抗敌后援会”包办抗战，限制群众抗日的事实。共产党员马次青也上台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领土和国民党片面抗战，限制人民抗日，诬蔑群众抗日的罪行。会场上群情激愤，大家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包而不办的后援会”“立即恢复石门各界抗日救国会”的口号。这时，国民党十五军的一些军官和蓄意进行捣乱的流氓乱喊“共产党捣乱”，台上的石家庄公安局长乜玉岭也站起来，大声斥责马次青是捣乱分子，台下的一些军人跟着起哄乱叫：“把他扯下来!”台上一个军官一把把马次青推下台，并叫喊着：“散会!散会!”台上台下乱作一团。在一片混乱声中，市委书记陶希晋大步上台，一把抓住那个军官的衣领，厉声质问道：“国民党中央和蒋委员长都讲抗日，你们为什么不抗日?只有那些汉奸才不抗日。日寇打到石家庄来了，你们还不让民众抗日，难道你们甘当亡国奴吗?”这些国民党军官被问得瞠目结舌。会场上顿时沸腾起来，口号声连成一片。反动当局的几个头目，在群众的强大压力下，当场答应恢复石门各界抗日救国会。会后，石家庄各界群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纪念九一八6周年游行示威大宣传。游行队伍在石家庄公安局门口高呼口号，高唱“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抗日已到最后关头”等救亡歌曲。这样，石家庄各界人民在石家庄市委的领导下，又夺回了抗日救国组织的领导权。
 

1937年9月底，日本侵略军沿平汉铁路继续南侵，直中特委、石家庄市委根据平汉线省委的决定，带领大批的共产党员、民先队队员和热心抗日救国的工人、职员撤离石家庄，西上太行山。10月初，在井陉召开了紧急会议。会后，以李德仲和栗再温为首，带一部分人员去平山，组成晋察冀冀西特委。其余大部分人员转移到阳泉，后转到晋东南一带开辟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