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访问石家庄党史网——中共石家庄市委党史研究室官方网站

第一节 石家庄地区统一的中共领导机关的成立(一)

时间:2019-01-08 17:22:17文章来源:

一、八七会议精神的贯彻和中共石家庄市委的改组
 
  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的同时,奉系军阀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在北方也大肆镇压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在北京逮捕大批共产党员及其他革命者,并公然以绞刑杀害了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及其他19名革命者,中共北方区执委遭到严重破坏。从此,中共石家庄地方组织与上级的联系一度中断。5月,中共顺直临时省委成立,6月,临时省委在天津召开会议,确定了当前组织工作的任务是整顿各地组织。临时省委利用国民党内部分化,蒋介石、汪精卫和奉系军阀相互牵制的矛盾,以及与国民党在北方一些地区仍然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国共合作的有利条件,立即对各地党组织进行了整顿和改组。但在这时,由于政治形势的突变,共产党组织破坏十分严重,党内思想极度混乱,悲观情绪蔓延。因此,临时省委对基层的整顿与改组在短期内并未达到预期效果。8月1日,中共顺直省委在天津成立。
 
  八七会议后,在中国革命转变的紧要历史关头,顺直省委书记彭述之却公开反对八七会议的总方针,继续坚持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并在省委实行家长式统治。对此广大党员极为不满,纷纷要求改组省委。9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对顺直省委进行改组。改组后的省委开始贯彻执行八七会议精神,但不久又错误地执行了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给北方党造成了相当的损失。
 
  改组后的顺直省委向天津、唐山、石家庄等地派出巡视员,帮助改组整顿党组织。改组后的石家庄党组织的名称仍为中共石家庄市委,其负责人为张浩古、李清翰等。中共石家庄市委虽然进行了改组,但是领导成员不到位,机构不健全,工作不落实,不能很好地贯彻中央和省委的精神,工作很难正常开展。加之奉系军阀的疯狂破坏,石家庄的斗争环境十分残酷。因此,石家庄党组织的活动异常艰难,市委工作处于停顿或半停顿状态。
 
  1928年3月,顺直省委提出再次改组石家庄市委,并对石家庄的工作给予如下具体指示和要求:一是尽快恢复正太、京汉、大兴纱厂等支部工作;二是在井陉、正丰煤矿工人中积极发展党员,扩大党的组织;三是党的组织要向市郊农村扩展延伸,建立农村党支部;四是加强与省委的工作联系,及时汇报工作情况。之后,中共石家庄市委负责人张浩古、李清翰以及阎步洲等人,以正太铁路为依托,以工人中的共产党员陈梅生、宋公玉、张大中等人为骨干,开展革命活动。陈梅生等为了掩护党组织开展活动,还与他人一起合开了孙家饭店,作为党的工作机关的公开招牌,坚持秘密开展革命斗争。同年6月,国民党新军阀占领河北时,顺直省委内部有的同志一度产生混乱思想,认为“北伐成功了,没有什么革命任务了”;许多人对国民党存有幻想,一些人甚至背叛革命,投向国民党。“左”倾盲动主义、极端民主化、政治上的消极使顺直党内产生了政治上组织上的严重危机,各地对省委的工作十分不满。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对省委又进行了多次的整顿调整,但由于对省委内部的矛盾未能解决,对地方工作的领导力度不够。同时,国民党在顺直各地统治机构的逐步建立和健全,并加紧清洗和镇压共产党人,使地方党组织的活动受到极大影响。到同年8月,尽管省委对石家庄市委进行了两次改组,但由于环境条件所限,石家庄市委的组织机构仍然没有完全健全起来,活动只能分散和零星地进行。
 
  为了加强对石家庄工作的领导,1928年七八月间,顺直省委派邢克让[邢克让,又名邢予洪,正定县邢家庄人,1926年入党,建国后曾任黑龙江省经济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到石家庄。邢克让原为正定七中学生,在五卅运动时曾来过石家庄,与正太铁路工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对铁路工人比较熟悉。他到石后,紧紧依靠铁路工人中的党员和骨干分子,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积极地征求党员,继续引进工人同志的积极分子加入党的领导机关,务使指导机关工人化”的精神和省委的指示,对石家庄市委进行了充实和调整,市委成员明确了分工。正太铁路总机器厂工人党员陈梅生担任市委书记,邢克让、李卓然分别任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新的市委组成后,根据形势和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特点,按照顺直省委7月扩大会议精神,确定了市委的主要工作任务是,加紧发展党员,扩大党的组织和党的外围组织,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具体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开展工作:一方面抓紧考察原来的积极分子,条件成熟或可靠者重新接上组织关系;另一方面积极培养新的积极分子,经过一段工作考验后,吸收入党。同时,对正太铁路、大兴纱厂和郊区马村、花园村党支部进行整顿。市委把领导正太铁路、京汉铁路、大兴纱厂和井陉煤矿等地的工人斗争作为工作重点,逐步向四周县城、农村延伸。为便于开展工作和出于安全的需要,邢克让对外以新闻记者的名义出现,李卓然以国民革命军李生达师部便衣作掩护,进行革命活动。任务明确后,市委委员们分头深入下去,通过与自己联系的党员和积极分子串联其他人员,慢慢形成了一个工作网。花园村史化民开设的药铺、张大中的家里都成为市委的办公地点和活动场所。
 
①邢克让,又名邢予洪,正定县邢家庄人,1926年入党,建国后曾任黑龙江省经济计划委员会副主任。
 
  这时,在白色恐怖的严峻形势面前,一些意志不坚定的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或自行脱党、脱离革命,或不参加党的活动,态度消极淡漠。在这种情况下,市委按照顺直省委《关于党务决议案》的精神,对原有的党员进行重新登记,对上述几种情况的党员或不予登记或予以清除。这样,虽然党员人数减少了,但党组织更加纯洁,更加坚强了。经过一个时期的工作,很快与市内的党员取得了联系,还发展了一批农民、农村中的小学教员入党。
 
  为了扩大党的政治影响,石家庄市委于1928年12月7日,在殷家胡同7号共产党员张大中家召开扩大会议,研究部署纪念广州起义一周年宣传活动。为组织好这次活动,顺直省委还派交通员乔国祯来石帮助开展工作。这时,在白色恐怖之下,党的活动经费比较困难。为搞好这次宣传,陈梅生自己拿出10块银元购买纸张。为了解决宣传材料印刷难题,共产党员张大中从休门村小学借来一架油印机,秘密印制《告工人书》《告农民书》《告市民书》等。12月10日晚,市委组织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工人积极分子,分六路在市内和郊区十六七个村散发传单,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屠杀人民的罪行,揭穿其散布的共产党已不复存在的谎言。号召广大市民、商人团结起来,反对苛捐杂税;号召农民武装起来,组织农民协会,打倒土豪劣绅;号召工人兄弟起来打倒工贼和黄色工会,反对资本家剥削压迫工人;号召全市各界人民不要对国民党抱有幻想,只有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才有出路。传单散发后,引起了石家庄反动当局的极大恐慌和不安,市政当局于当晚在市内实行戒严。第二天,当地报纸刊登消息,说这次散发传单“石家庄有三千名共产党员”在活动。这次宣传活动后,省委交通员乔国祯专门向省委作了汇报,省委认为达到了预期目的。与此同时,工农群众运动也有所恢复。石家庄炼焦厂工人举行了一次取消“包工制”和要求“年终批红”的罢工斗争。中共正定县委发动群众,将抓到的正定县国民党反动县长戴上高帽子游街示众。这些斗争,都在共产党组织领导下取得了胜利。
 
  纪念广州起义的宣传活动,虽然使广大人民群众更加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本质,看到了尽管蒋介石残酷地屠杀共产党员,但共产党人仍在浴血奋斗的事实,扩大了党的影响。但是,也引起了反动当局的警觉和仇视,过早地暴露了刚刚恢复不久的党组织。此次活动之后,国民党石家庄当局就在市内和郊区四处搜查收缴传单,搜捕党团员。由于参加散发传单的个别人被捕后变节,带领警察直扑张大中家抓捕了张大中。接着,宋公玉、史化民等八九名党员被捕;市委委员李卓然在阳泉被捕,供出了邢克让、陈梅生等人的身份,随后二人即遭到反动当局的通缉。市委书记陈梅生暂时离石隐蔽,组织委员邢克让赴天津向省委汇报工作。至此,恢复后的石家庄党组织第一次遭到严重破坏,党的工作受到很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