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共石家庄中心市委连遭破坏及恢复
由于国民党新军阀大规模混战暂时缓和，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便集中力量一面大举向南方革命根据地的红军进攻，一面加紧了对其统治区工农革命运动的疯狂镇压。石家庄地区在国民党新军阀阎锡山的血腥统治下，加紧搜捕和清洗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斗争环境越来越残酷。1929年4月，中共石家庄中心市委书记邢克让遭敌通缉。5月，中共正定县委4名委员被捕，5名委员和一些骨干分子遭到通缉被迫离境。在此情况下，邢克让无法继续留在石家庄而调回省委另行分配工作，中心市委书记由阎廷弼(阎兴汉)担任，市委委员有魏哲甫、赵玉祥。但是，3个月后，顺直省委遭到严重破坏而波及市委，书记阎廷弼也被捕，市委委员魏哲甫等人被迫转移。与此同时，元氏、正定、井陉、晋县等县委先后遭到程度不同的破坏。之后，石家庄党组织暂时与上级失掉联系。在这种情况下，晋县、深泽县党组织主动与中共保定中心市委取得联系，并在其领导下，组织广大工农群众开展斗争。
石家庄中心市委遭破坏后，顺直省委于8月通过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派遣刘俊才到石家庄指导正太铁路和石家庄党的工作。特别是正太铁路工人开展的要求增资的斗争，顺直省委除派刘俊才具体指导外，还向北平、唐山、山海关等地发出通知，要求给予大力援助。同年八九月间，顺直省委又将李培良从唐山调到石家庄恢复党组织，组建了中共石家庄临时特别支部，继续领导石家庄党的工作。临时特支办公地点设在同仁街(今新华东路)一个杂货铺里。顺直省委10月《组织部工作情形》中记载：“保南至石家庄，最近遭破坏，同志找着的只有6人，最近成立临时特支。”1930年5月，省委巡视员姜纪五和临时特支负责人之一的陈培英在石家庄同时被捕。之后，只留下李培良在石家庄坚持工作。到同年八九月，李培良也因患病，经上级党组织批准，回原籍天津养病。从此，石家庄党组织的工作再次中断。
在此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一些基层党组织主动与中共保属特别区委取得联系，在其领导下坚持斗争。由于失去了上级党组织的坚强有力的领导，又处于极其恶劣的环境之中，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的工农群众斗争大多被反动当局镇压而失败。这时石家庄地方党组织面临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困难局面。
中共石家庄中心市委第一次遭破坏后，顺直省委虽然先后两次派人来石家庄恢复党组织，但是不仅无法恢复还屡遭破坏。出现这种被动局面的主要原因，除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的血腥统治和对革命运动进行残酷镇压等客观原因外，与地方党组织负责人工作方法简单，保密观念淡薄等主观因素有关。同时，对发现有变节自首或已成为叛徒者往往是放任姑息，没有及时采取坚决镇压措施，致使党组织屡遭破坏。
1930年5月，爆发了蒋、冯、阎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中原大战，盘踞华北及石家庄地区的各系军阀，积极准备战争。中共顺直省委利用军阀矛盾的加剧，国民党对地方的反动统治有所放松之机，恢复和发展党组织。同年10月，受中共顺直省委的派遣，在天津监狱获释的柏玉生[柏玉生，原名柏常青，山西汾西县苗洼村人，1926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井陉县委工作，建国后一直工作在公安战线。]来石家庄，开展恢复和整顿石家庄党组织工作，重新组建中共石家庄中心市委(又称中共石家庄中心县委、中共保南市委)，书记柏玉生①，组织委员陈梅生，宣传委员曹振华、王怀德、李汉儒等。
①柏玉生，原名柏常青，山西汾西县苗洼村人，1926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井陉县委工作，建国后一直工作在公安战线。
此时，石家庄中心市委受保属特别区委领导。在柏玉生来石前，保属特别区委书记郝清玉等与柏玉生一起研究了如何对石家庄开展工作的问题，并初步制订了工作任务和方法策略。其主要任务是：建立正太工作；建立京汉工作；大兴纱厂工作；市政工作；近邻群众工作。在壮大党的组织和扩大影响方面，特委要求市委有组织地公开宣传党的主张，拥护苏维埃政权，使群众知道只有苏维埃政权才能解除民众的痛苦；公开号召反对单纯找线索秘密发展的倾向；在领导工人运动方面，提出“要求发欠薪，反对黄色工会，建立自己的工会”的口号。保属特别区委提出“两个公开”的口号，是当时党内“左”倾盲动主义的产物，无疑是不适合当时石家庄的实际情况的。
中共石家庄中心市委恢复后，除了恢复正太铁路总机器厂党组织外，还先后在正太铁路火车站、大兴纱厂建立了赤色工会和党团小组，在一所中学建立了党支部，市内党团员发展到30多名。市委还通过各种关系，同原中心市委领导的井陉、元氏、正定、藁城、获鹿、赵县、无极、新乐、灵寿等县党组织取得联系。1930年，柏玉生到赞皇协助创建赞皇区委。市委还根据保属特别区委的指示，确定了以建党为中心，深入群众，建立关系，广泛开展宣传活动为主要内容的工作思路。宣传工作的主要内容是，反对军阀，反对苛捐杂税，反对帝国主义，介绍南方革命根据地情况；在工人中广泛宣传打倒资本家，反对国民党对工人运动的镇压，反对打骂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在农村开展反对地主压迫，反对高利贷剥削的宣传。如1930年10月29日的晋县县城庙会大宣传，一夜之间将标语贴满了城内的大街小巷，轰动了全县。
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全党。2月初，河北省委派张廷瑞来石担任市委副书记，并带来省委对石家庄工作的指示。省委指示市委在今后的工作中，要针对敌强我弱的情况和所谓党内李立三右倾路线的影响尚未完全清除的实际，遵循“长期隐蔽，壮大自己，以待时机，消灭敌人”的方针开展工作。同年3月，省委调保属特委成员陆治国到石后，在市委领导下，建立共青团石家庄市委，并任团市委书记。保属特别区委撤销后，市委直属河北省委领导。省委又先后派童长荣、李嘉年(现名黎玉)等人来石检查指导工作，并于9月20日、10月5日、11月13日，三次向省委报告了石家庄的工作情况。不论是省委巡视员还是保属特别区委的报告，对石家庄中心市委的工作都给予了充分肯定。特别是省委巡视员李嘉年11月13日给省委的报告，是历经40天的调查之后写出的。报告从13个方面比较全面地系统地概括和总结了石家庄中心市委的工作状况。报告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今后工作努力的方向。同时，还就石家庄的工作给省委提出了一些切合实际的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