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抗捐税与雇工增资斗争
石家庄地方党组织在农村建立和发展党组织、壮大党的队伍的同时，领导贫苦农民同封建军阀、土豪劣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斗争中，注意把农民的切身利益和革命斗争结合起来，通过经济斗争，让贫苦农民得到实惠，看到希望，增加跟着共产党走的决心和信心，使党在农村积蓄和锻炼了革命力量。
反对预征钱粮和讨赤捐斗争 1927年4月，武汉国民政府誓师北伐，5月，北伐军接连击溃奉军，统治北方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准备北撤。在撤离前，以筹集征讨共产党的军费为名，大肆搜刮民财，向农民预征1928年的“上忙”税和每亩地附加征收2元5角钱的“讨赤捐”。这时，中共顺直省委发出关于发动农民抗缴预征钱粮和反“讨赤捐”的指示。正定县委在省委巡视员解学海的帮助下，专门召开会议进行了研究部署，决定于同年6月16日，乘城内庙会之机，发动群众进城请愿示威。会后，县委召开各村党、团支部书记参加的预备会议，传达了县委的决定，要求各村党团组织及党团员，夜校、农民协会积极分子利用一切关系，带领群众以赶庙会为名，在预定时间赶到县城庙会广场。
庙会这天，城隍庙里里外外，大街小巷，挤满了赶集的人。上午10时左右，在庙会广场的人群中，突然有人举起一面“正定县农民反对讨赤捐大请愿”的大旗，随即人们也从四面八方聚拢过来。县委书记尹玉峰站在高坡上向群众作动员。他讲道，本来这几年兵荒马乱，苛捐杂税繁多，再加上地主高利贷的剥削，群众的生活就够苦了。最近又遭受雹灾，眼看大伙就要揭不开锅。可是，反动军阀还向我们逼要明年的钱粮和讨赤捐，真是把大家往死路上逼啊!大家要组织起来，今天就找县官讲理去!尹玉峰入情入理的讲话，激起了群众的斗志。在共产党员的带领下，群众自动排起队来，浩浩荡荡地向县衙进发。到县衙时，参加游行请愿的群众达到1.5万余人。请愿队伍冲进县衙后，走在队伍前的县委委员郝清玉一脚踹开大堂的屏风，先给县衙卒役们一个下马威。后面的群众高喊：“我们要见县知事，没有钱缴纳明年的钱粮和讨赤捐!”差役们早被吓得不知所措，听到喊声，急忙跑到后面向县知事禀报。刚上任不久的代理县知事金汪杉慌忙出来，看到请愿群众里三层外三层地包围了县衙，群情激昂，随口解释说，本知事刚到任，预征钱粮是上司的命令，本知事哪敢违抗，我实在作不了主。但大家的要求，我一定转呈上司，请求解决。这时，尹玉峰、解学海等一面组织群众高呼口号，一面让从灾区来的十几位老太太，拄着拐杖挤到县知事面前诉说苦衷。在群众的强大压力下，县知事只好答应了缓缴钱粮，并贴出布告告示全县。
斗争取得初步胜利后，县委书记尹玉峰因势利导，向群众讲了当前的国内斗争形势和群众生活困难的原因，启发大家，要想活下去，必须团结起来，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反动统治才是唯一的出路。这次斗争的胜利，不仅树起了正定县农民抗缴捐税的大旗，打乱了奉系军阀预征1928年“上忙”和“讨赤捐”的计划，减轻了农民负担，大大鼓舞了农民的革命情绪，而且推动了临近各县农民运动的开展。
正定农民抗捐抗税斗争的胜利，极大地鼓舞、启发了其他各县农民群众。井陉、藁城、无极、晋县、深泽等地农民，也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举起了抗捐抗税的大旗，同反动当局进行说理斗争。1927年8月6日，在晋县县委的精心准备和广泛发动下，5000多人齐集县城龙母庙广场。县委负责人向群众作了简短的动员后，在“晋县农民抗捐抗税请愿团”大旗的引导下，群众直奔县衙。一贯耀武扬威的反动县长刘葆柯万没料到满身泥巴的农民会冲进县公署示威，开始还企图用武力恫吓示威群众，当闻知几千名民众已涌入县衙，群情激奋时，自知众怒难犯，便偷偷从后门跑到一盐店躲避。这时，游行的群众队伍已像一股洪流，涌满了县大堂，还在县衙的里外墙上贴满了标语。大家表示，如县长不出来，就要砸烂县衙。县差役一看局面无法收拾，只好让县长出面。此时县长面如土色，浑身直打哆嗦，赶紧答应了群众请愿的要求。事后，惟恐群众再次示威，还请本县一名有威望的老中医出面说情，转告群众不要再闹大堂了，有事好好商量。
地处山区的井陉县，广大农民群众的生活本来就十分贫困，再加上连年军阀混战，横征暴敛，更使群众生活饥寒交迫。1927年秋，晋奉军阀混战，加紧向农民摊粮派款，要骡拉夫。为此，县政府当局还成立了“支差局”。支差局的差役们经常提着手枪，走村串户，敲诈勒索。不仅老百姓的粮食、财物不断遭到劫掠，更可恶的是还四处抓夫役，拉驴骡，全县1000多家的牲畜和农民被强抓到县里集中应差。眼看着人畜流离，衣食无着，野草吃庄稼，山田变荒坡，骡夫们心如油煎。中共井陉县委抓住这一时机，组织党员深入到骡夫中进行串联发动，号召骡夫组织起来同反动当局斗争。骡夫们心里早就憋足了一股劲，县委一号召，个个摩拳擦掌，决心大干一场。这年9月中旬，县委专门召集党员开会，研究部署了行动方案，决定先派人与当局交涉，要求放回牲口，随用随征；交涉不成即组织骡夫请愿。一天，县委书记赵玉祥率领共产党员赵鸣九等人先到县府交涉遭到拒绝后，赵玉祥即于第二天组织了1000多名骡夫，一大早就直冲县府。支差局头子见骡夫们挤满了县府大院，黑压压一片，赶紧去找县长。县长一看这种阵势，只好答应骡夫们的要求。
1928年春，晋奉军阀战事又蔓延至井陉，军阀采取“就地取粮，原地摊派”的办法筹集军饷。当局巧夺盘剥，明面上规定对雇夫雇畜由官府付款，暗地里却将收款装进了自己的腰包，骡夫们分文得不到。骡夫们怨声载道，怒火中烧。7月初，已转入秘密状态的井陉县委虽然处境艰险，仍然抓住时机，领导骡夫进行了“发还夫价，清算账目”的斗争。在县委负责人张庆德、阎步洲、贾德功等人的带领下，各村的骡夫、农协会员三四百人聚集在城内火神庙，然后列队到县议会请愿。经过与县议会交涉，答应5天后付清所欠夫价。可是，5天过去了，大部分农民还是没有得到夫价。骡夫们气愤异常，纷纷要求再到县衙请愿。县委决定，不取得斗争的胜利绝不罢休。于是，贾德功等人昼夜到各村传达县委决定，布置请愿计划。第二天，四五百人又云集县城的戏楼广场，阎步洲登上讲台，向大家说明情况，号召骡夫们立即到县衙请愿，讨回夫款。但是，这次请愿斗争因反动当局早有防备，当天即派出大批全副武装的警察包围了戏楼广场。这时，请愿的群众没有被吓倒，冲破警察的阻挠，涌向议会。当队伍行至北关街时，反动军警一面鸣枪示众，一面强行抓捕了走在队伍前面的李含章、李明光等人，冲散了请愿队伍。就这样，第二次请愿斗争在反动当局武力镇压下失败了。
正定、井陉等地的抗捐抗税斗争是在党组织的领导下进行的。这几次斗争的胜利，狠狠地打击了反动统治势力的嚣张气焰，人民群众深切感受到共产党是真诚为老百姓办事的，是值得信赖的。同时也懂得了只有跟共产党走，才能翻身获得解放的道理。
雇工增资斗争 石家庄地区农村和华北其他地区一样，许多贫苦农民家中因无地、少地，又缺乏牲口、农具等生产资料，不得不以出卖劳动力维持生活。所以，在多数农村都有劳动力市场，俗称“雇工市”“短工市”。打工的贫苦农民经常聚集在市上待雇。一些地主富户财大气粗，经常欺行霸市，压低雇工的工资。广大贫苦农民为了养家糊口，只有忍气吞声，廉价出卖劳动力。随着党组织在农村的建立和发展，以及在贫苦农民中开展反压迫、反剥削的广泛宣传，阶级觉悟日益提高，斗争热情逐渐高涨。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元氏、深泽等地贫苦农民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开展了多次罢市和要求增资的斗争。
大直要村是深泽县党组织建立较早的村庄之一。全村650户人家，共有土地6970亩。其中11户地主占有土地2170亩，占了全村土地的31％。每到春秋农忙季节，地主们便借雇用大量短工之机，敲诈盘剥，把工钱压得很低，每天只给1角2分钱。1927年秋，大直要村党支部根据县委的指示，决定在短工市上发动贫雇农开展一次增资斗争。党组织发动党员分别串联部分上市的短工，要求地主把工资提高到每日3角，否则谁也不上工。地主们得知后，即将工钱只增加到1角5分，一些雇工怕不打工挣不到工钱，便沉不住气，陆续跟着地主走了。这次斗争由于农民觉悟还不高，人心还不够齐，行动也不一致，未能达到预期目的。
1929年秋天，又到地主雇工的时候了。这时的党组织已有较大发展，全村已有党员60多名。经过两年多的宣传教育，贫苦农民的阶级觉悟已大大提高，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只有团结起来进行斗争才有出路。经过党组织的再次组织发动，上市的短工达到200多人。在共产党员带领下，短工们纷纷表示，不涨钱不下市，出4角我们才干活。时节不等人，熟透的庄稼眼看就要烂在地里，地主们转来转去，就是没有人跟他们走，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党支部看到时机成熟了，便由共产党员张德春(家中有十几亩地的中农)等人带头高喊：大忙的工夫，在这儿僵着干什么?4角钱我雇!这一来，地主们一个个都急了眼，只好答应每天给雇工4角的工钱。贫苦农民的条件得到满足，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
元氏县党组织在贫雇农中提出，“不增工钱不做工”的口号，得到贫雇农的积极响应。夏秋农忙时节，在褚庄等村，雇工们上市后把工价提高一至两倍，地主富农雇不到低工价的短工，因农活急用，无可奈何只好出高价雇佣短工。这样的斗争不仅在褚庄而且在北岩、赵村、梨村、西正等村庄广泛开展，有的村还成立了“雇工会”，在全县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雇工增资斗争。
正定县新城铺有1000多户人家。长期以来，村镇上几户地主把持大权，欺压穷人，广大贫苦农民苦不堪言。村党支部在领导贫苦农民进行多次的雇工增资斗争的同时，还领导贫雇农进行了年终要“花红”的斗争。村党支部决定，发动长工向地主豪绅要“花红”，要求地主在年前给每个雇工送5斤馒头、一双鞋袜、一条毛巾。党组织的决定得到雇工们的一致赞同，并表示如果不给“花红”，来年谁也不给他们扛活。1927年冬，共产党员郭芳①，正定县新城铺村人，1926年入党，1928年任共青团正定县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河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1980年病逝。]、尚小五等率领雇工们警告地主：谁不给“花红”，雇工就不给他扛活，限三天送完，少一点也不行。事后不几天，长工们都如数得到了地主送来的“花红”。从此以后，地主向长工送“花红”成了惯例，一直延续了多年。
①郭芳，正定县新城铺村人，1926年入党，1928年任共青团正定县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河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1980年病逝。
反“八厘公债”的斗争 1928年秋冬，统治石家庄地区的军阀阎锡山，一面加紧对共产党人的搜捕镇压，实行白色恐怖；一面对人民群众横征暴敛，强征苛捐杂税。一时间，“预征钱粮”“讨赤捐”“军事善后特捐”“八厘公债”等杂税徭役逼得百姓喘不过气来。
元氏县委决定，发动民众以反对“八厘公债”为名，反对国民党的苛捐杂税，解除民众生活之困苦。县委为组织好这次斗争，在组织党团员到党的力量较强的农村发动组织农民参加斗争的同时，还以民教馆为阵地，对民众进行反苛捐杂税的宣传，进行请愿前期的准备工作。时任元氏县国民党政府教育局代理局长的姜纪五，以国民党官员的公开身份活动，与本县上层人士共同联络工会、商会等各界知名人士，上书当局，为民请命。
1929年农历腊月，适逢元氏城内集日，官庄、郭村、北岩、梨村、东正、西正等村庄的部分民众聚集于民教馆。县委负责人、民教馆馆长魏哲甫向民众作演讲，回答民众提出的各种问题。经过充分的思想、组织发动，上百名民众即涌向县政府，边走边呼口号：“取消八厘公债”“反对预征钱粮”“反对苛捐杂税”“老百姓要吃饭”!当游行队伍接近县衙时，姜纪五率领商界、教育界等各界代表和知名人士也加入了请愿队伍，手持呈状走在队伍前列。在县衙大堂前的广场上，群众高呼口号，要求县长出面答复。而县长柴兆祥开始还拒不出面，但请愿群众越聚越多，并不时向县大堂内冲击。柴兆祥迫不得已才出来应付场面。姜纪五、魏哲甫代表民众陈述了百姓的痛苦生活，并呈送了诉状。在愤怒的民众面前，柴兆祥装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答应暂缓征购“八厘公债”，待请示上司后再定夺。之后，国民党县政府虽未明令取消发行公债，但从此再未强制发行。斗争达到了预期目的。1930年底，元氏县委又成功地组织农民群众开展反“割头税”的斗争，迫使县当局豁免了“割头税”。两次斗争的胜利，充分显示了中共石家庄地方组织在农民中的威信和影响力。
在经济斗争中，新乐县委组织农民成立了抗租、抗债、抗捐、抗税团和拾粮拾柴小组，开展四抗运动，把贫苦农民组织起来，利用集体的力量，打击地主阶级的嚣张气焰，解决贫苦农民的生活困难。在普遍开展斗争的同时，有重点地对封建地主恶霸势力给予打击，起到了惩一儆百的作用。1930年冬，木村党支部发动群众100多人，一个晚上把地主田洛学的40棵大杨树全部锯光，分给了贫苦农民。1931年秋，同常店一带的封建地主豪绅勾结官府，依靠驻长寿镇保卫团势力，不仅对抗农民的四抗运动，还雇佣打手对农民的“拾秋”横加阻挠。蔺渠地主刘洛波扬言，“不让穷小子们拾到一粒粮”。一天，共产党员冯文林到他地里割草，被他豢养的打手捉住打了一顿。县委书记白俊石和区委书记李钧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立即召开区委联席会议。会议分析了同常店一带斗争形势，决定发动群众利用中秋节组织一次全区性联合行动，打击刘洛波。9月26日(农历8月15日)晚10时，乌云遮月，蔺渠、北齐同、南城西、同常店、南双晶等地群众400余人按预定计划，手拿镰刀，背着大筐，肩上搭着口袋，从四面八方陆续赶到刘洛波地头。白俊石振臂高呼：地主不让我们吃饭，我们就抢，官逼民反嘛，大家下手吧!不到个把钟头，刘洛波的7亩棉花、12亩荞麦、8亩谷穗被摘光、割光。
此次斗争，激发了群众斗争热情。一个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一村或数村联合的群众性的抢粮斗争一个接一个地开展起来，从而有力地打击了地主阶级的嚣张气焰，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同时也解决了部分贫雇农的生活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