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晋县农民武装暴动的尝试
1930年6月，中央政治局通过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后，顺直省委接受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指导思想，并付诸实施。为此，成立了省总行动委员会，在北平、天津、唐山三大城市首先成立了行动委员会。8月，顺直省总行委制定并发布了《关于全国革命高潮与北方党目前的政治任务决议案》，错误地估计了全国及北方总的形势，认为目前党的总任务已经是要直接组织武装暴动，建立全国的苏维埃政权，决定在全省进行暴动；并要求各特别区委、县委均要建立各级暴动委员会。但是，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加之省委制定的政治任务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脱离，城市的暴动计划完全落空。而在顺直的农村却造成了一定的声势，如京东、直南、保属等地的农民运动都有程度不同的发动与开展。农民暴动还一度建立起红军武装，但很快被国民党反动当局镇压下去。
在石家庄地区，由于市委刚成立不久，工作还未理顺，只组织了部分县的党团员和群众进行了一些局部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农民的武装斗争，特别是武装暴动未能组织起来。只有元氏、晋县县委根据保属特别区委“打到保定去，建立百万大军”的指示，成立了行动委员会。
1930年10月，完县五里岗暴动的领导人韩永禄，受保属特别区委派遣来到晋县。这时的晋县党组织已发展到西旺、北彭家庄、赵八庄、北辛庄、周头、北白滩、东卓宿、周家庄等十几个村庄，有17个支部，党员发展到七八十名，农民协会会员发展到2000多名。为了准备暴动，根据上级党委的指示，改选了晋县县委，袁子和任书记，韩永禄为军委，冯荫槐、郄占元、冯化南等为委员。新的县委于11月间开会决定，在农历年前，趁豪绅地主催税逼债与农民的矛盾更加尖锐之际，发动武装起义。其具体计划是：先消灭城北常营村的保卫团，然后打掉卓宿村的保卫团和周头村巡警局等反动武装，最后再攻打县公安局、县政府。暴动胜利后，按照上级党的指示组织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同时确定，先进行几次武装宣传，扩大党的政治影响，为武装暴动创造条件。之后，韩永禄化名刘士贵，扮作一名小商人，四处奔走，筹划暴动工作。
10月30日，是晋县县城庙会。县委组织和发动党员于29日晚，把红红绿绿的标语贴满了县城的大街小巷，甚至连县政府的大堂上也贴上了标语。此举震惊了全县，国民党县长派人四处打探红军的消息，还伪装成商人亲自到街上观察动静。12月25日，县委又在小樵庙会组织了一次武装宣传和游行示威活动，公开提出了：打倒地主——不交租；打倒军阀国民党县政府——不纳捐税；消灭军阀混战——不出车、马、粮、夫役，反对征兵等口号。
12月底，县委召开扩大会议，总结了前一段武装宣传的经验教训，分析讨论了全县的斗争形势。在讨论武装暴动问题时，出现了两种意见，少数同志认为暴动条件尚不成熟，当前应加强准备工作，充分发动群众进行日常斗争，在斗争中大力发展党的组织和农民协会组织，等条件成熟后再行动。多数同志却认为条件已经具备，应该立即举行暴动。在会上，韩永禄详细介绍了五里岗暴动的经验教训。会议决定，在广泛发动赤卫队员购买武器，做好暴动前的准备工作的基础上举行暴动。
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准备，全县赤卫队员发展到200余人，筹集手枪3支、大枪6支、鸟枪70余支，还准备了大批砍刀和红缨枪，购置了夜光表、指南针，缝制了红袖章等。同时，在县保卫团、公安局和巡警局等敌人武装内部发展了一些内线关系，准备暴动时里应外合。在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的基础上，县委正式决定于1931年1月27日举行武装暴动。成功后，即组织“晋县苏维埃政府”，并把暴动队伍组建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十军”，刻制了印鉴，做了军旗，指定韩永禄为军长。若不能成功，就拉起队伍到山区打游击，并由冯荫槐负责失利后的扫尾营救工作。县委作出武装暴动的决定后，委员们即分头到各支部进行传达。各地党团员们精神振奋，信心十足。有的修理鸟枪，有的买了硝药，有的磨好了大刀，等待着行动命令。
国民党地方当局闻讯后，保卫团长刘惠林声言要中立，农村的土豪劣绅纷纷躲进县城，县长刘东番还做好了弃官逃命准备。但是，反动当局没有坐以待毙，而是千方百计设法刺探情报，伺机进行破坏。县公安局的“马快头子”刘帮彦、吴祥子等人不仅四处活动，刺探共产党的情报，还贴出悬赏捉拿共产党员的告示。晋县整个城乡的局势顿时紧张起来。为取得保属特别区委的指导和援助，在暴动前夕，县委书记袁子和赴保定联系。1月26日，即暴动的前一天，县委领导和骨干分子，还在紧张地做着各项准备工作。晚上，韩永禄在南彭家庄小学召集有关人员布置好城东一带的行动计划后，连夜赶到县城东关田德胜起火店，同村里的党员牛化亭、杨二成、高连雨、苑三红、纪令太等人，开会研究第二天暴动事宜。就在这时，由于叛徒告密，公安局侦缉队的数十名武装人员，包围了起火店，韩永禄等6人同时被捕。第二天，敌人根据叛徒提供的线索，到处搜捕共产党员，又有冯荫槐、雷三娃等8人同时被捕。至此，暴动计划就此流产。此后，经过党组织的多方营救，冯荫槐、雷三娃等8人被释放，牛振兴、高连雨等5人被判处徒刑，韩永禄于当年9月28日在北平天桥刑场被杀害。
晋县农民武装暴动，是“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的产物，它给中共晋县党组织带来了灾难性后果，致使该县党组织遭到彻底破坏，党的力量丧失殆尽。此后，有近8年多时间晋县没有恢复起党的组织，其教训是极为深刻的。
中共元氏县委，由于没有盲从，而是从本县的实际情况出发，冷静地分析了元氏县党的力量和革命斗争形势。县委认为，元氏县党的组织尚处在恢复初期，党的力量还很脆弱，面对强大的国民党反动势力，盲目组织暴动势必会使辛苦几年发展的弱小力量丧失，势必暴露尚在恢复中的党组织。因此，县委虽然建立了行动委员会，准备以元氏为中心，组织赞皇、元氏、高邑等县建立一支暴动队伍开赴保定。但在具体行动上仅做了一些象征性的宣传工作。这样一来，不仅党的力量没有受到损失，党团组织还得到较大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