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工人要求增资的斗争
为了加强对工运的领导，使工人运动尽快走出大革命失败后的低谷，中共顺直省委于1927年10月24日下发《省委职工运动计划书》。指出：天津、唐山、石家庄3个重要城市是职工运动的中心，每个城市应立即开展职工运动，并注意组织和鼓动暴动工作。省委对石家庄的工人运动作出明确指示，要求石家庄、京汉、正太、纺织厂、井陉煤矿，必须开始恢复正太工人和纱厂工人的组织、斗争与暴动。这时的石家庄市委组织机构、人员还都不够健全，工作处于半停顿状态。市委只有张浩古、阎怀聘、王廷弼、赵玉祥等个别负责人在从事秘密活动。况且当时正处于革命低潮，党的主要力量和精力放在了敌人统治相对薄弱的农村，因此，省委的指示精神在石家庄未能贯彻落实。这时，不仅工人斗争次数明显减少，而且多呈小规模、分散的经济斗争。直到1928年七八月市委重建后，工人运动才逐渐恢复。
井陉、正丰两矿工人罢工斗争 1927年10月，中共井陉县委书记赵玉祥等人和驻井陉的国民三军地下党员李斌(杨继雄)，积极在井陉、正丰两矿发动工人进行革命宣传，不久即在两矿建立了党支部和工会组织，还成立了60多人的矿工纠察队。到1928年7月，井陉、正丰两矿工会会员发展到3000多名。
1928年初，井陉县委按照省委《关于职工运动决议案》中“迅速地普遍地发展部分日常的经济斗争，借着这些斗争，把全直隶的工人群众都组织起来”①和《计划书》的指示精神，决定领导井陉矿工人进行索回欠薪的斗争。
①薛世孝：《中国煤矿工人运动史》(1985年5月打印本)，第53页。
当时，井陉煤矿资本家借口新旧军阀混战造成交通断绝，煤炭不能外运外销等理由，大量裁减工人，许多工人因此而失业。到1927年底，资本家已拖欠工人工资6个月，工人生活无法维持。本指望到年底能够发还欠薪，可是，资本家不但不还，却变本加厉地裁员，激起矿工们的极大愤怒。
井陉县委及时与井陉矿工会负责人研究了对德国资本家开展斗争的方针和策略，向矿局提出9项改善工人生活的条件：(一)发给欠薪，增加工资；(二)每月发煤；(三)住工房不要房租；(四)休息礼拜天；(五)因公负伤看病不收费；(六)每年给煤矿工人探亲假期，路远的两星期，路近的一星期；(七)养老金按工资的50％发给；(八)婚丧大事，外地人给假两星期，本地人给假一星期；(九)安装电灯、自来水。这时，井陉矿务局局长正在天津，负责管理矿务的矿长容敬源和德国人克里玛以局长不在为借口，对工人提出的条件拒不答复。在工人代表的严厉要求下，才答应立即向局长电报请示。矿局局长接到电报后，不但不答复工人的要求，还派其亲信刘炳照回矿企图压服工人。因此，工会向矿方发出最后警告，限24小时内答复，否则即举行罢工。24小时过去了，矿方对工人的要求仍不予理睬。工会立即按照原定计划，在岗头村佛爷庙召开了全体工人大会。矿党组织负责人李斌、工会负责人黄义仁作了罢工动员，宣布了罢工纪律。会后又扩大了工人纠察队伍，印刷了大量宣传品。
井陉煤矿工人的索薪罢工斗争一开始，全矿工人纷纷涌向矿局大楼，包围了德国资本家。工人们卡住水门，拉了电闸，火车停开，机器停转，全矿立即陷入瘫痪。接着，工会又派出工人代表与资本家进行谈判，但毫无结果。矿方遂调来矿警持枪威逼工人复工。但在工会的领导下，工人没有被武力吓倒。这时，资本家恼羞成怒，就与国民第三军联系，企图调军队来武装镇压工人。然而，由于该军中有共产党员的积极斡旋，矿方的阴谋未能得逞。罢工持续两天，煤矿持续停产，矿方损失越来越大，资本家只好请求驻井陉城的国民第三军派人和井陉、获鹿两县县长出面调停。恰巧，国民第三军派来的调停代表是地下共产党员李斌(杨继雄)。他一到矿上就悄悄告诉工会代表说，9项条件必须答复，否则要坚持罢工绝不能动摇。谈判开始，工会会长黄义仁坚决提出：“只有答应工人提出的条件才会复工。”这时，李斌以“调停人”的身份，建议矿局要答应工人们的合理要求，井陉、获鹿两县县长看到国民第三军态度如此，也就表示赞成李斌的建议。最后矿方答应了工人所提条件。坚持了3个昼夜的井陉矿工的索薪斗争取得了胜利。
井陉矿工人罢工取得胜利后，正丰矿的罢工斗争在井陉县委的领导下也正在紧张地酝酿着。
正丰矿是大军阀段祺瑞统治的煤矿，属于私办煤矿。这里的统治比井陉矿相对要松，这为工人进行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起初，因工人3个月没有发工资，部分矿工要求资本家补发欠薪，发给生活用煤。临时主持矿上事务的德国煤师克里喀，骄横霸道，欺压工人，矿工们对他怀有切齿的仇恨。克里喀对工人提出的条件不但置之不理，还动手殴打工人。工人便以怠工的形式，要求矿方答应工人的要求。1928年3月，井陉县委与正丰矿工会研究决定，将怠工斗争转为罢工斗争，并制定了具体的行动方案。拟向矿方提出补发积欠工资，每年增加工资一次；每人每月发给生活用煤800斤；劳动时间由9小时改为8小时等12项条件。
3月15日下午2时，正丰矿罢工开始。200多名工人从井口、机器房、工房、农村等地，一齐涌向克里喀办公的西大楼。共产党员张千栋根据县委的指示，带领十几名工人代表向克里喀提出工人的12项条件。克里喀的态度仍然十分蛮横，工人们在张千栋带领下向铁道沟涌去，成群结队坐在道轨上，以阻止运煤的火车运行。到下午6时，火车还没有开出正丰矿。煤运不出去，矿上占用车皮，就要受罚。克里喀怕僵持下去对自己不利，于是主动提出再和工人们商议。经过张千栋、商成计等工人代表一再交涉，克里喀被迫答应了其中的5项条件，即：每人每月发给煤800斤；婚丧事假照发工资；星期天休息不扣工资；过年过节休假不扣工资；每月28日准时给工人发薪。坚持半月余的罢工斗争，基本取得了胜利。
井陉、正丰两矿连续两次的罢工斗争，不仅使工人在经济上获得了利益，而且通过斗争使煤矿工人的阶级觉悟进一步提高，使他们进一步认识到，要想摆脱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家的剥削和统治，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团结起来进行斗争，才是唯一的出路。
但是，到1928年5月，形势逆转，许多共产党员和工会积极分子或被抓捕或被开除，两矿工会被强行解散。同时，两矿组织起了黄色工会。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井陉县委紧紧依靠煤矿的党团员和工会积极分子，在工人群众中宣传党的政治主张，揭露黄色工会的欺骗宣传。经过一段工作，在两矿很快又恢复和建立起了党支部和赤色工会组织，继续领导工人和资本家进行着顽强的斗争。
1929年8月，井陉、正丰煤矿资本家，“对工人毫不顾恤，积欠工资已有五六月之久”②，工人生活非常痛苦，每日累死累活地挖煤，所得工资至多不过三四毛钱，加之资本家几个月的拖欠，造成工人债台高垒。8月初，正丰煤矿工人在中共井陉县委和矿工会的领导下，一面组织工人开展怠工斗争，一面组织部分工人找矿方要求发放欠资。而矿方却借口交通隔断，煤不能运销，对工人的要求迟迟不予答复。
②1928年8月17日《河北民国日报》：《正丰煤矿发生工潮》一文。
8月7日，正丰矿工人在工会负责人张千栋等人的带领下，找矿方负责人吴霖森质问。这时，黄色工会的一些骨干分子出面阻挠，遭到矿工们的齐声痛斥，愤怒的工人一面高呼口号，一面冲向吴霖森所在的办公大楼。工人们表示不解决问题绝不撤离。工人们围困了大楼7天7夜后，资本家才口头答应先给工人发3个月欠薪，罢工期间的一切消费由矿方负担。
不料，几个月过去了，矿方根本不提发放欠资的事。工会负责人再次带领工人与矿方交涉。此时矿方推说让工人去找正丰矿驻石家庄办事处要款。经县委同意后，工会便派出由许善田、杨万英等为首的108名工人代表赶赴石家庄。在正丰煤矿石家庄办事处，面对百名工人代表，资本家采取了收买分化的卑劣手段，先发给了每个代表一些钱，并欺骗工人说，兄弟们先回去或在石家庄玩玩。有些工人代表被资本家暂时的小恩小惠所迷惑，离开了工人队伍。此后，资本家便策划了更大的阴谋。
资本家段宏业从石家庄回到矿上后，便打电话给在石家庄的工人代表，让他们回矿商量补发欠资之事。代表们信以为真，一起回到矿上，资本家遂勾结井陉县警察当局，立即抓捕了31名工人代表，并开除了几十名矿工。这次索资斗争遭到武力镇压而失败。此后，正丰、井陉煤矿党组织又领导过数次罢工斗争，均被反动当局镇压。1930年5月，正丰、井陉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党的负责人曾怀德等人被捕，张千栋等人被迫转移外地，直到1932年党组织才重新恢复。
大兴纱厂工潮 1928年11月，徐英彦以国民党石家庄市指导委员的身份，来石家庄建立了国民党石门市党部。徐英彦等人学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的样子，着手“整顿”工会组织。工人中一些共产党员如陈梅生、王凤书、施恒清等乘机打入国民党的工会组织，并利用这一合法组织在工人中开展活动。工人李文郁等“整顿”了大兴纱厂工会；派陈大化作指导员“整顿”了平汉铁路石家庄分工会；派陈昭武“整顿”正太铁路工会。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石家庄市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并在平汉铁路石家庄分工会开办了工人训练班。
石家庄市总工会筹备委员会由陈昭武(河南省总工会特派员、正太铁路工会指导员、石家庄市党务指导委员会组织干事)、陈大化(河南省总工会特派员、平汉铁路石家庄工会指导员)、徐英彦(国民党石家庄市党务执委会民训会常务委员)、李文郁、简恩霈、牛孑人、李缙民7人组成。会址设在石家庄火车站附近的吴禄贞公祠。
总工会筹委会成立后，在1929年1月1日组织了全市性的集会游行。在活动中，与石家庄市国民党军警机关发生了冲突。接着，石家庄市总工会在大兴纱厂发动了一次以争取改善工人生活为目的的罢工工潮。1月10日，大兴纱厂工会为改善工人生活，向资本家提出10条要求，限4小时答复。这10条要求是：(一)增加工资；(二)减少工作时间为10小时；(三)分红利；(四)例假仍须发工资；(五)新年须发双工资；(六)工人因工作致病而告假者，仍须发工资；(七)设立工人子弟学校及工人补习学校；(八)设立工人治疗疾病医院；(九)设立工人洗澡所；(十)设立游戏场。经理徐松滋接到工会要求后，立即派人到驻石家庄大通街向“正定区剿匪司令部”报告详情，请求派军队进厂弹压。该部司令即命令三十九师驻休门之二三○团火速派兵前往，于11日晨1时赶到大兴纱厂。此时，工人们仍在继续工作，并未发生任何事件。驻军副官见无可弹压之事，只好把军队又带走了。经理徐松滋见此情形，为稳住工人，便口头同意工人们提出的10条中的8条要求，对分红利及告病假仍发薪这两条不予承认。与此同时，一面向国民党河北省政府报告，要求派人解决，一面赴汉口向董事会报告。并答应工会将于24日前答复工人提出的条件。
大兴纺织厂工人的斗争，得到正太铁路总工会、京汉铁路石家庄分工会的支持。1月17日，石家庄市总工会筹委会召开石家庄市各团体联席会议，号召各界给予援助。京汉铁路石家庄分工会代表还表示，如果资方不能圆满答复，则京汉铁路全体工人必罢工，停止开车，以资援助。
国民党河北省工商厅接到报告后，于1月24日派国民党河北省党部特派员李国魁、河北省工商厅科长吴梦茵、视察员吴廷业等人赶到石家庄。这些人偏听偏信，认为大兴纱厂劳资纠纷“系少数分子所鼓动”“借工会之名，图个人私利”“一再蛊惑罢工，以图暴动”。24日，经理徐松滋也从汉口回厂，向工会答复说，汉口董事会对于工人的要求概不承认。双方斗争处于僵局。25日，吴梦茵等人到大兴纱厂与劳资双方分别磋商条件。经过几天磋商，基本达成8项协议。29日，吴梦茵等人召集国民党石门市党务指导委员会代表、正定区剿匪司令、石家庄公安局长及劳资双方召开代表联席会议。但是，拒绝石家庄市总工会筹委会及大兴纱厂工会李文郁、沈玉芝、魏碧庭等参加会议。魏碧庭等人不服，与其他三位代表冲进会场，同吴梦茵等进行了说理斗争。经过一番斗争，会议主持者只允许魏碧庭一人参加会议，并坐旁听席，而且不许他发言。同时还令公安局及驻军派警察士兵及密探多人包围会场，这才宣布开会。会上，魏碧庭不顾“旁听”“不得发言”的禁令，与吴梦茵等进行了两个小时说理斗争，最后迫使资本家答应了9项条件，并签署了《调解决定书》。
但是，《调解决定书》签订后，李国魁、吴梦茵、吴廷业等人，又联合向国民党河北省政府写报告，诬蔑石家庄居民众杂，每有反动分子利用工人，组织非法工会，乘机捣乱，煽惑罢工，意图操纵，蒙蔽劳资双方，藉谋私人利益。并说该市总工会筹备委员会，系由该市党务指导委员会民训会常务委员徐英彦私委陈昭武、陈大化、李文郁等所组织。徐、李等思想反动，行为乖谬，劣迹昭彰，市民共弃，倘以此辈领导工人组织工会，非特无补工运，甚且有碍治安。要求先整理石家庄的党务，后整理工会组织。
大兴纱厂劳资纠纷发生后，国民党河北省党部撤销了徐英彦等人的职务，下令禁止石家庄市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及正太铁路工会、京汉铁路石家庄分工会、大兴纱厂工会的活动，并另派人来组建石家庄国民党市党部，在大兴纱厂另组黄色工会。此举，受到大兴纱厂广大工人的坚决反对。1929年8月2日下午3时半，正当被国民党反动派操纵的大兴纱厂黄色工会执行委员开会之际，由李文郁等12名大兴纱厂原工会执委带领工人20余名，冲进会场，痛打了国民党党部执委及工贼。乘机逃走的国民党市党部执委报告市公安局后，公安局派保安队赶到大兴纱厂，逮捕了李文郁、路荫椿等9人，押至国民党石家庄公安局。1929年8月6日《大公报》：《石门党讧》一文。李文郁等人被抓捕后，徐英彦等率领工人连日包围市公安局，进行营救斗争。8月8日，工人们冲入公安局院内，强烈要求释放被捕工人，石家庄反动当局不仅不释放工人，又以徐英彦“确有共产党嫌疑”“鼓动大兴纱厂工人罢工”“欲利用无产阶级激动风潮”“扰害地方”等罪名，将其逮捕。此后，虽有石家庄各界人士80余人联合签名，通电各地，声援大兴工人的斗争，但还是未能成功。
正太铁路工人要求增薪斗争 1928年11月，国民党河北省当局在建立国民党石门市党部和石门市总工会筹备委员会的同时，还在正太铁路总机器厂进行“整顿”，建立“正太铁路工会”。共产党员陈梅生、王凤书、施恒清等人，借机打入国民党工会内部，在其中积极开展活动。
大革命失败后，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秘密迁往天津。正当国民党反动派在北方大办黄色工会之际，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决定加强对各铁路工人运动的领导。要求对于有组织和有工作基础的地方，要加强联系和领导；对于没有组织和有工作基础的各铁路中心地方，由专人负责利用亲戚、朋友、同乡、同学关系，向那里派遣共产党员进行工作。此后，李培良被派到石家庄领导正太铁路的工人运动。
这时的正太铁路局，已由玛尔丹接替拉伯黎担任总工程司。由于物价飞涨，通货膨胀，工人工资很低，生活难以维持。1929年7月27日，正太铁路总机器厂及各分厂的工人以工会名义出面，向玛尔丹写信要求增加工资，展开了一场要求增加工资的斗争。对这次正太工潮铁总和顺直省委确定了三条原则：第一，要使这次斗争成为群众的直接行动，以防国民党反动派的出卖。第二，我们要想法扩大这一斗争。铁总号召各路工友起来援助正太路的斗争。第三，积极做好宣传鼓动工作，出版小册子，在可能时也要多写标语、贴标语、开会讲演等。
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于8月5日向中华全国总工会就此事专门作了报告，并决定派共产党员、铁总常务委员刘俊才到石家庄就地指导这一斗争。顺直省委对这次斗争十分重视，专门发出通知，要求北平、唐山、太原、张家口等地党组织推进和援助这一斗争。中共石家庄临时特支也做了必要的组织准备工作。但是，由于大兴纱厂失业工人李文郁等数十人于8月1日组织飞行集会，8月2日又到国民党石家庄市党部请愿，并砸了大兴纱厂黄色工会，国民党石家庄市党部逮捕了6名工人，引起了国民党地方当局加强防范和警戒，正太铁路要求增薪的斗争，亦由于黄色工会的出卖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而未能获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