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石家庄农民运动、学生运动的开展（二）
时间：2018-12-10 10:18:43文章来源：
二、花园村农民的反土豪斗争
自1926年2月大兴纺织厂罢工失败后，中共北方区执委派张浩古、阎怀聘等人来石家庄进行秘密活动，开始注意在农村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领导农民进行反对地主封建势力的斗争。石家庄近郊的花园村是他们最早活动的农村之一。
花园村属获鹿县所辖，全村共有140多户人家，少数几户地主和富农却占有全村耕地的一半以上，且长期把持着村中大权。他们规定当村长、乡长必须有30亩以上的土地。这样，村长、乡长就自然在这几户地主、富农中间轮流。村长、乡长操纵着土地买卖，把持着地价。村中有人买卖土地，必须给村、乡长交5分(即卖户2分、买户3分)佣金；买卖棉花，他们也要从中抽肥；地租更是压得农民们喘不过气来，每亩地要交6至7斗粮食，几乎占亩产量的60％以上，穷苦农民辛苦劳累一年，也只能得到不足一半的粮食，遇上灾年，还得给地主贴租子。
为谋求生存到正太铁路和大兴纱厂当苦力的陈梅生、宋公玉、陈联璧等人，就出生在花园村。他们在村里遭受地主土豪劣绅的压榨，到工厂做工又受到资本家的盘剥和压迫，心里早已埋下仇恨的种子。1925年10月，陈梅生、宋公玉等人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根据党的指示，陈梅生经常回村进行革命活动。宣传党的政策，讲解革命道理。到1925年底，在花园村发展史化民、潘墨林、张菊仁、史连生等6人入党，并建立起党小组。从此，开始在党组织领导下开展反对地主豪绅的斗争。
1926年春，花园村党组织根据村民的要求，决定发动一次竞选村长的斗争。确定由共产党员陈联璧、潘墨林、张菊仁参加村长竞选。之后，通过党员和群众积极分子的广泛宣传和串联，群众要求改选村长的呼声更加高涨。穷人竞选村长的消息传到地主富农那里后，他们如坐针毡，惟恐失去村中大权。于是，到处散布谣言，并威胁说：30亩地以上的人家当乡长当村长的规矩，是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谁也别想改变。但这时人们已不再听信他们这一套了。
农历二月初的一天，花园村选举村长，陈联璧等人清点人数，足有100多人，还是不见地主富农的人来。史化民走到讲台前，对村民们讲道：“多少年来，富户们把持着村中的大权，轮流着榨取我们穷人的血汗，他们把穷人关在村政权的大门以外，不许我们穷人过问村中大事。他们说穷人见了钱眼黑，没有30亩地就不能当村长，这完全是看不起我们，欺侮我们穷人。我们一定要当村长，做出个样子来给他们看看。”史化民讲完后，会场内群情激奋，纷纷表示“我们一定要选举棍棒子(指穷人)当村长!”党员们看到群众情绪高涨，马上进行了投票选举。经过大家投票，一致选举共产党员陈联璧当村长。
同年3月，晋系军阀向冯玉祥国民军发动进攻，军阀到处派粮草、派军款、派差役，花园村也不能幸免。一次，村里派宋老永、陈德裕等地主、富农出车马去应差。地主宋老永想借此机会给陈联璧等出难题，并从中捞取不义之财。于是，他廉价买了一头病弱骡子和一辆破马车，赶着马车出差了。但他在中途就把车马卖掉跑了回来，又串通其他地主一起，要求村里包赔一切损失。
村党小组了解事情真相后，决定发动群众揭露地主富农们的阴谋诡计，维护穷人村长的威信。党组织派党员和积极分子分两组到几户地主家，揭露他们的丑行，使他们再也不敢找村里包赔牲口和马车了。但他们并不甘心失败，又收买获鹿县衙，诬告陈联璧“聚众打人，抗差不缴”。陈联璧被县衙传唤后，当堂义正词严地揭露了地主富农们为非作歹，欺压群众，恶人先告状的卑劣伎俩，使县知事恼羞成怒，竟以搅闹公堂为由，把陈联璧扣押起来。为了把这次斗争进行到底，石家庄党组织负责人张浩古多次去花园村进行具体指导，陈梅生、宋公玉等共产党员也经常回村活动。党组织决定，一面继续揭露敌人的阴谋，鼓舞群众斗争的决心；一面给地方官府施加压力，迫使其尽快释放村长陈联璧。之后，党组织召开了群众签名大会，陈梅生在会上讲了话，向群众进一步揭发了地主富农勾结官府仗财欺人的勾当，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把斗争进行到底。群众签名十分踊跃，全村120多户村民都签了字。接着，党组织乘势发动70多人，由宋公玉、张菊仁等人带领前往获鹿县衙示威请愿。示威群众在县衙门前高呼“打倒土豪劣绅，立即释放陈联璧”等口号。县知事见事情越闹越大，惟恐不好收拾，便派获鹿大劣绅李老珠、司法科长等人出面进行调解，与农民代表商议解决办法；地主富农们也向县衙递交了“合息状”要求和解。在此情况下，党组织提出： (一)立即释放陈联璧；(二)不出车马包赔费；(三)取消“地方门”轮流当村长的旧习，村中交易收益归村一半。经过多方调解，基本实现了各项条件。至此，花园村反土豪斗争取得了最后胜利。
这次斗争，使共产党组织和党员经受了一次考验和锻炼，提高了党组织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