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石家庄农民运动、学生运动的开展（一）
时间：2018-12-10 10:06:41文章来源：
一、正定、井陉等地农民组织的成立及反封建斗争的开展
为了更好地领导并推动北方的农民运动，中共北京区执委于1924年组建了农民运动委员会，由李大钊亲自主持工作。李大钊对农民问题很重视，曾在河南、直隶、山东等地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后，在1925年《政治生活》第62至67期上以《土地与农民》为题连续发表文章。他在分析农民现状后进一步指出：“若想提高贫农的地位，非由贫农、佃农及雇工自己组织农民协会不可。只有农民自己组织的农民协会才能保障其阶级的利益。”①
①《李大钊文集》第833页。
在中共北京区执委领导下，在李大钊关于要“唤起贫农阶级组织农民协会”的思想指导下，中共直隶各地方组织对农民工作加强了领导，各地先后组建了农民协会组织。以此为基础，发动农民开展了一系列的斗争。1925年春，在正定的北豆、吴兴等村就成立了农民协会。党组织领导农民先后开展了国民促成运动宣传、抵制日货、反对日英宣传和妇女解放等活动，进行了减租减息，反对苛捐杂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同年8月，北豆村党团支部建立，党团组织得到较大发展。在成立农民协会的同时，还成立了戒烟会、妇女会等群众组织，1926年8月，北豆村党支部在县委的领导下，开展了反贪污、反摊派的群众斗争，农民协会组织进一步扩大，工作更加活跃。10月，又开展了查账运动。当时，村党支部发现原村长、村副虚报差徭及妄报赔偿军号费。不仅如此，这些人还将村中公有土地的收入挥霍，或作为十月初一(传统节日)吃会费，且只限男性参加，将妇女排斥在外。这些封建制度的陋俗，成为族长、村长们贪污的借口。村党支部发动群众，组成查账小组，对村中账目进行了彻底清查，并要求改革上述陋俗，改为按人口数目，不分男女，平均发给全体村民。
此举引起了村长及地主富农的强烈不满，将状告到县衙，说农民协会领导人阎洛振、阎洛选等人是赤化党，在村中组织社团，抗拒官差，企图暴乱，要求县衙予以严惩。县长孙大祥接状后，立即传唤阎洛振等人，不问青红皂白，严加训斥；还对据理争辩的阎洛振等人大板用刑甚至扣押。中共正定县委得悉情况后，组织数百名群众，到县衙请愿，要求放人。县府迫于压力，只好答应了群众的要求。此后，十月初一吃会改为分馍馍，妇女也得到了平等的待遇，斗争取得胜利。之后，村农会乘胜追击，又开展了反对大地主阎洛江高利贷剥削及小奉化村教会势力包揽诉讼的斗争。年终，地主阎洛攀等人见群众情绪高涨，普遍团结起来，村中公共财产再难由自己自由支配，便寻机侵吞，唆使其追随者拍卖所有的公树，充缴支付不断增加的差徭。此法从表面上看比较公正，实际是为他们多占地的几户地主富户谋利益，减轻他们上缴捐税的数额，拿村中公产顶替，侵占集体利益。其阴谋被群众揭穿后，党支部领导村民与其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迫使地主们只好将卖树的收入按人口平均分配给村民。
1926年秋，共产党员、正定七中毕业生赵玉祥，回到原籍井陉县东元村开展农民运动后，深入柴门寒舍访贫问苦，搞调查研究，开办平民夜校，并自编教材。其中有一段课文写道：上学校，念念书，工农不是生来粗。穷人苦，穷人难，终年劳苦受饥寒。要求出路须革命，不然永世身难翻。他还以贫雇农为主成立农民协会，从农会骨干中发展共产党员。由他领导的井陉县第一个共产党小组成立后，为了扩大影响，他又到段庄、横南、张家井、常坪等地活动，通过开办平民夜校、武术会等方式，宣传革命道理，开展工农运动，为井陉党组织的建立打下了思想基础。
20世纪20年代中期，在冀南、豫北地区还活跃着一支农民武装——红枪会。它是由贫苦农民自发组织起来的反抗压迫和剥削的旧式群众组织，形成了一时自发的反对军阀和地主豪绅的群众性武装斗争。1926年春，红枪会的风潮波及高邑、赞皇、元氏南部一带，并在上张村、东正、西正、梨村、北岩、杜庄、郭村、北苏等村庄有了一定的发展。他们提出“有仇报仇，有冤申冤”“打倒恶霸，赶走奉军”等口号，所到之处，杀地主、绑富农，除霸安良。他们的举动虽然带有浓厚狭隘的农民复仇意识，但斗争的矛头直指农村的封建统治势力，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元氏县红枪会还曾试图以武力攻打县城，但因力量不足而流产。红枪会的活动，引起了中共北方区执委的重视，为了改造和利用这个农民组织，壮大农民革命武装斗争力量，还成立了中共直南地区农民武装暴动指导委员会，专门做红枪会的工作。1927年春，指导委员会的负责人解学海途经元氏，向元氏县党的负责人姜纪五等人介绍了直南地区领导、改造红枪会的经验，并建议党组织重视这项工作②。之后，元氏县党组织决定，利用红枪会组织开展抗捐抗税斗争，进而以红枪会为基础，建立农民武装，开展武装斗争。还派人到北岩、杜庄、北苏等地开展工作。但由于红枪会的活动猛烈地冲击了奉系军阀在河北的统治，同年夏遭到武力镇压而失败，党组织争取红枪会的工作也宣告结束。
②《元氏县党史资料》第一辑，第8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