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不等天明去等派报……”这首家喻户晓的《卖报歌》，其词作者名叫安娥，她不仅擅长作词，还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与剧作家。但鲜为人知的是，她还曾在中央特科工作过，是一名中共地下情报人员，为我党情报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崭露头角赴革命
安娥，原名张式沅，1905年出生于河北省获鹿县范谈村（现石家庄市长安区），后随家人迁往保定。五四运动爆发后，天津、上海、济南等地的学生、工人纷纷响应，但保定的学校由于长时间受封建礼教的影响，教员们的思想尤为守旧，他们视五四运动为洪水猛兽，严格限制学生的生活和自由，禁止学生接触进步书籍、集会、谈论国家大事等。
面对学校的高压政策，学生们虽然心怀不满，却无人敢公然反对，但具有进步思想和出色组织能力的安娥勇敢地站了出来，毅然决然地带领全班同学罢课，体现出她对旧秩序的反抗精神以及对新思想的热切追求。
1925年，年仅20岁的安娥，开始为追寻独立、自由、平等而努力，她坚信共产主义是解放全人类，也是解救她自己的唯一途径。在大学期间，安娥积极投身学生运动，踊跃参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示威游行。在一次活动中，她认识了中共地下党员邓鹤皋，在他的带领下，安娥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担任北京团总支的抄写员，同年她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安娥踏上了虽充满危险挑战却无上光荣的革命道路。
1927年，安娥受周恩来等人派遣，远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深造。在此期间，她结识了中山大学职员郑家康。1928年，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苏联情报机构）的东方部急需一位“年纪小、嘴巴严、懂俄文、工作勤勉”的工作人员，安娥恰好符合这些条件，于是在郑家康的引荐下，她来到了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工作，并担任东方部中国局首长的助手。在这里，安娥主要负责整理资料和笔译工作，偶尔也会承担案件审理的口译工作。虽然工作开展起来并不容易，但安娥出色地完成了上级交办的各项任务，能力和觉悟均得到了大幅提升。
密传情报展身手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为适应形势需要，1927年11月，周恩来在上海秘密创建情报保卫工作机构——中央特科。与此同时，国民党的情报机构也在秘密筹划着。在中央特科成立后3个月，蒋介石在南京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内设立专职情报工作的党务调查科（“中统”前身）。当时已任党务调查科总干事的杨剑虹选择了“中央驻沪特派员”杨登瀛负责筹建国民党在上海的特务组织。然而，杨登瀛却是中央特科成员陈养山以“学日文”名义结识的“密友”，在周恩来和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陈赓等人的争取下，杨登瀛开始暗中为共产党提供重要情报。
1929年，陈赓遵照周恩来指示,专门在英租界北四川路大德里对面的过街楼上为杨登瀛设立了一个办事处，并挂上“国民党中央调查科驻沪办事处”的牌子。同年，安娥结束了在莫斯科3年的学习和锻炼，返回上海。在苏联的几年间，安娥无时无刻不牵挂着祖国的革命事业，回国后的她根据中共地下党组织安排，正式加入中央特科。为了方便开展工作，更是为了保密，她将名字改为“安娥”。
根据组织委派，安娥潜入国民党党务调查科，担任杨登瀛的秘书，协助开展情报搜集工作。杨登瀛将从各方汇总的情报全部送到办事处，安娥认真研读、精选后，凡是对共产党有价值的情报，她都会争分夺秒地抄送给陈赓,再由陈赓报送给周恩来。
1929年底，徐恩曾被任命为国民党党务调查科主任，他把上海方面的重大事件全部交由杨登瀛办理。安娥为了将杨登瀛知悉的大量情报送出去，经常变换身份作为掩护，有时装扮成珠光宝气的大小姐，有时是精明干练的领导秘书，有时是意气风发的大学生，有时又成了朴素的纺织女工……她通过身份的多变和睿智机敏，多次躲过敌人的跟踪、盘查和追捕，及时为党组织传递了许多关于国民党特务机关的计划、命令等重要情报。安娥送出的情报使共产党很多干部化险为夷，周恩来、任弼时、关向应等多位领导人得以被营救、脱险。
可惜这种局面持续的时间并不长。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后当即叛变，随后，中央特科在上海的关系遭到严重破坏，陈赓、杨登瀛等人也接连被捕。由于单线联系人被捕入狱，1933年初，安娥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尽管如此，她从未忘记自己的身份和使命、也从未放弃自己的信仰，一直在寻找为党和人民工作的机会。她先后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等进步组织，创作了许多抗日救亡歌曲。由安娥作词的《打回老家去》，表达了人民抗日救国、收复失地的心声，被认为是当时仅次于《义勇军进行曲》的抗日救亡歌曲。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终于，1948年党组织联系到安娥，并安排她于10月来到党中央所在地——西柏坡，由于她长时间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党组织审慎考虑后，批准她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重回党的怀抱。
新中国成立后，安娥先后在中共中央统战部、保卫部工作，后调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中央实验话剧院和中国戏剧家协会从事创作。1976年8月，安娥病逝，她充满传奇的一生画上了句号。
（来源：《保密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