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怎样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呢？第一条就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毛泽东的著作中贯串着一个“实”字。他深刻阐明了领导、群众与实际之间的关系：“有正确的领导，有不正确的领导。正确的领导按客观情况办事，符合实际，群众欢迎；不正确的领导，不按客观情况办事，脱离实际，脱离群众。”
毛泽东早在湖南长沙读书时就在《讲堂录》中记下了他的老师杨昌济对“实”字的讲解：“实则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真精神，实意做事，真心求学”。这里的“实”，是实话、实事、实意、实理，是重视真实性、特殊性，反对虚伪性、雷同性。这里的“实”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相结合，给毛泽东立言的“实”以文化和理论的根基性影响。
从“实”字上认识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发挥主观能动性，研究“实事”，认识规律，按规律办事。实事求是，根本在于“实”，关键在于“是”；“是”是“实”中的“是”，“实”是蕴含着“是”的“实”。不凭死的书本，不凭上级意图，不凭主观想象，唯以事实为根本，才能认识规律，制定出符合客观规律的政策。毛泽东指出：“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
不从实际出发，而从书本出发的教条主义是与实事求是根本对立的。毛泽东批评“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开口闭口“拿本本来”，“从书本上讨生活”是要不得的，本本主义“如不根本丢掉，将会给革命造成很大损失”。几年后，正是这个教条主义的领导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造成了红军的力量损失90%的严重后果。毛泽东写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从思想路线上批判了理论脱离实践、从本本出发的教条主义，确立了实践第一、从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
不从实际出发，而从上级意图、指示出发的唯上主义也是与实事求是根本对立的。这种唯上主义是教条主义在组织路线上的表现。毛泽东指出：“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以共产国际为“上级”，唯共产国际是从。后来毛泽东批评道：“我们党有一个时期依靠共产国际为我们写决议，作指示，写纲领，六届四中全会的决议就是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在上海替我们写的。”“那个时候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是上级的东西就认为是好的。”唯上主义与重视上级领导是根本对立的，唯上主义是消极被动地对待上级指示；重视上级领导是把上级要求与当时当地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工作，出色地贯彻上级指示。
不从实际出发，而从主观想象出发的主观主义，也是与实事求是根本对立的。毛泽东认为全面抗战爆发后出现的中国必亡论和中国速胜论，他们看问题的方法都是主观的和片面的。我们要从客观的全面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总结道：“我们所犯的错误，研究其发生的原因，都是由于我们离开了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主观地决定自己的工作方针。这一点，应当引为全体同志的教训。”
从“实”字上认识中国共产党的调查研究
实事求是与调查研究相互依存。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调查研究的理论基础。调查研究是实现实事求是的根本途径。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方法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创立者。毛泽东指出：“怎样纠正这种本本主义？只有向实际情况作调查。”他提出调查掌握实际情况解决问题的“思想路线”以反对教条主义。经过几年的摸索，才把这个思想路线概括为“实事求是”。
为什么要重视调查研究？因为只有通过调查研究才能搞清实际情况作出正确决策。1930年5月，毛泽东指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调查就是解决问题”“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么），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社会经济调查，是为了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接着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1941年3月，毛泽东指出：“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对于中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的具体的了解，真正好的领导者是不会有的。”“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
怎样开展调查研究？第一，毛泽东强调要眼睛向下以当小学生的精神向人民群众调查研究，做领导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亲身的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第二，毛泽东提出开调查会作讨论式调查，请深切明了情况的人参加，要定调查纲目，要亲身出马，要深入，要自己做记录。第三，要到现场作调查研究。毛泽东曾回忆道：“在第二次反‘围剿’的时候，兵少觉得很不好办，开头不了解情况，每天忧愁。我跟彭德怀两个人到白云山上跑了一天，察看地形，看了很多地方。我对彭德怀说，红一军团的四军、三军打正面，打两路，你的红三军团全部打包抄，敌人一定会垮下去。如果不去看呢？就每天忧愁，就不知如何打法。调查研究就会有办法。”
从“实”字上认识中国共产党的立足特点
不同地方、不同部门的实际情况是不一样的，是各有其特点的。掌握实际情况就是要掌握具体特点。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成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毛泽东是最早认识和重视中华民族历史的特点和中国革命的具体特点，并由此出发卓有成效地解决问题的伟大领导者。
毛泽东在井冈山调查研究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独特的原因”，其中的关键是帝国主义间接统治和划分势力范围，造成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我们只须知道中国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不断的，则红色政权的发生、存在并且日益发展，便是无疑的了。”
离开中国特点照搬苏联的经验，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的指导思想上的原因。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写出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一部立足特点的战略指导著作。这里毛泽东不是泛泛地调查研究战争的战略问题，也不是泛泛地调查研究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而是用立足其特点的方法，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他指出：“中国革命战争——不论是国内战争或民族战争，是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之内进行的，比较一般的战争，一般的革命战争，又有它的特殊的情形和特殊的性质。”不立足特点，照搬一般战争的指导办法，“就一定是削足适履，要打败仗。”不立足特点，照搬俄国革命战争的指导办法，“也同样是削足适履，要打败仗。”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是什么？毛泽东回答道：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大国，而又经过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敌人的强大；红军的弱小；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这些特点，规定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路线及其许多战略战术的原则。”《论持久战》是立足中国抗日战争特点的又一部战略指导书。其特点是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国我大国、敌寡助我多助。正是这些特点决定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证明亡国论和速胜论都是主观的片面的。
毛泽东立足中国特点指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但他认为“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这表明立足中国特点建设中国社会主义是毛泽东的期待。
从“实”字上认识中国共产党的立足发展
从实际出发的“实际”总是有具体特点的“实际”，所以毛泽东强调要“着眼其特点”。这个“实际”是当前的实际，不是过去的实际；是不断发展的实际，不是固定不变的实际，所以毛泽东又强调要“着眼其发展”。毛泽东指出：“从时间的条件说，战争的指导规律都是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有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不能呆板地移用于不同的阶段。”“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
《论持久战》这部战略指导书是既着眼抗日战争的特点又着眼抗日战争的发展写出来的。毛泽东依据抗日战争的特点分析持久战将具体表现于三个阶段之中。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阶段，我所采取的战争形式，主要的是运动战，而以游击战和阵地战辅助之。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战略相持阶段，我之作战形式主要是游击战，而以运动战辅助之。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反攻阶段，我所采取的主要战争形式仍将是运动战，阵地战将提到重要地位，游击战仍将辅助运动战和阵地战起战略配合作用。后来的历史证明抗日战争正是这样发展过来的。
解放战争时期，随着敌我力量强弱的转变，毛泽东及时改变人民解放军在根据地内作战的方式，提出到蒋管区去吃饭去作战的办法，加快了蒋家王朝的灭亡。
在战争向建设转变时，毛泽东指出：“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社会主义建设中，毛泽东指出：“客观实际是错综复杂的，不断发展变化的。我们的头脑、思想对客观实际的反映，是一个由不完全到更完全、不很明确到更明确、不深入到更深入的发展变化过程，同时还要随客观实际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在经历“大跃进”的挫折后，毛泽东强调总结经验，指出：“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所有这些，毛泽东都在强调“着眼其发展”。
从“实”字上认识中国共产党的做老实人
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立足特点、立足发展，都是靠人去实现的。所以，毛泽东在强调这些的同时，强调中国共产党人要做老实人。
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阐明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同时，要求共产党员要做老实人。他批评教条主义者“华而不实，脆而不坚”“徒有虚名并无实学”，恰似“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任何一点调皮都是不行的。我们还是老实一点吧！”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会议上提出“要讲真话，不偷、不装、不吹”，也是要求做老实人。他说：“讲真话，每个普通的人都应该如此，每个共产党人更应该如此。”“我们一定要老老实实”。
对“大跃进”中出现的浮夸风讲假话的问题，毛泽东在《党内通信》中写道：“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1961年初，毛泽东提出“今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今年、明年、后年搞扎实一点。不要图虚名而招实祸”。
罗荣桓被称为党内“圣人”。“老实人”是毛泽东对罗荣桓的最高评价。据罗荣桓的夫人林月琴回忆：1937年7月，毛泽东称赞“荣桓同志是个老实人，可又有很强的原则性，能顾全大局，一向对己严，待人宽。做政治工作就需要这样的干部。”“在世界上要办成几件事，没有老老实实的态度是不行的，我们共产党人都要做老实人。”1958年3月，毛泽东又说：“我们这位病号可是老实人呀！我喜欢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林月琴说：“我这一生中直接同毛主席交谈就有两次，而这两次毛主席都反复强调荣桓老实。我想，毛主席器重荣桓的主要也就在这一点。”
毛泽东对他的友人看重的也是“老实”。毛泽东有一首《答友人》的七律诗是写给周世钊的。他在一封写给周世钊的信中写道：“我认为聪明、老实二义，足以解决一切困难问题。”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也是要求“老实”，要求他们“想法常下基层，多深入实际，老老实实地向群众学习”。毛泽东的机要秘书高智回忆道：“毛主席对一件事，总是问得细致，想了解得清清楚楚，从不含含糊糊的。你知道就说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只要老老实实，他是满意的。”
毛泽东寄希望他的孩子做老实人。1941年1月，毛泽东给毛岸英、毛岸青的信中写道：“人家恭维你抬举你，这有一样好处，就是鼓励你上进；但有一样坏处，就是易长自满之气，得意忘形，有不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危险。”1947年10月，毛泽东给毛岸英的信中又写道：“一个人无论学什么或作（做）什么，只要有热情，有恒心，不要那种无着落的与人民利益不相符合的个人主义的虚荣心，总是会有进步的。”
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立足特点、立足发展、做老实人是相互联系的，贯串其中的根本是一个“实”字。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成功都是与这个“实”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作者：曹应旺，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来源：《新湘评论》2023年第19期）
